四類分子的命運與掙扎 作者 李若建
四類分子的命運之一：被歧視與被改造。
從土改開始，對四類分子的歧視就開始了。有一個鄉村，土改時制定10條管制地主的辦法，貼在地主家門上：1、掃街鋪路；2、為農民夜校移桌凳；3、撈甽溝污泥；4、六點鐘起床，六點鐘睡覺，不准亂行；5、除勞動割草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辦；6、如有人來地主家走動，就是收買拉攏；7、走路碰到人民，不准當中走，須低頭靠邊走；8、不準提筆亂寫；9、不准親戚來往；10、不准拜佛點香燒紙。在土改過程中，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強迫將地富家的婦女給貧雇農配婚的情況。
讓四類分子佩帶某種侮辱性的標誌，是一種常見的歧視，並且由來已久。吉林省乾安縣在土改掃蕩期間，貧雇中農胸前挂紅條，富農挂黃條，地主挂白條，狗腿子挂狗皮條。大躍進時有的地方社員要進行評比，勞動表現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標誌佩在胸前，表現一般的則佩「中游」標誌。四類分子無論表現好壞，一律佩帶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標誌。
1965年規定，企業中沒有摘掉帽子的四類分子，不得享受企業的勞動保險待遇和退休待遇。在農村中，有的地方規定，四類分子實做的工分要被扣去3％，上繳大隊。1957年，閩東福安專區發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農家庭的青年幹部，一夜之間被戴上「不純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幹部隊伍。這批人被開除團籍、黨籍，送回原籍監督勞動，成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之後的第六類分子，只准參加生產隊的農業勞動，不准從事其他職業。有人因賣字畫謀生，被押送到農場勞動教養。因不務正業、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勞動教養的有300餘人。
一般情況下，四類分子要做公益性的無償勞動，比如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指派強制監督掃街，進行勞動改造。1964年農業銀行總行規定，信用社發放貸款，對四類分子，原則上不予貸款。北京市對困難救濟戶也執行階級路線：對孤老戶，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區、鎮為6-9元；對五類分子家屬，城區一般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區、鎮每人為4-5元。
四類分子言談舉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災難降臨。1976年1月貴州省松桃苗族自治縣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別人的奚落，加之喝了點酒，就對取笑者說：「你們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殺你兩個。」結果此人被吊打逼供，製造出一個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亂集團36個，成員1359人，涉及兩省5縣，僅僅個把月時間，就槍殺、打死、摔死、逼死32人，預謀殺害未遂的18人。
據保守的估計，在70年代初期，知識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類分子子女）超過知青總數的10%。有的農村社隊，對「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卻少記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對「可教子女」長期和普遍歧視。在鄉知青的成分構成因此發生了顯著變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佔10%上，以後逐年上升。1979年對貴州省18個縣的調查表明，上海插隊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佔19.1%，臺江縣由原來的27%上升到43% 。延吉縣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約佔31%。
文革後落實政策，對運動中自殺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殺」的結論。
四類分子的命運之二：被驅逐。
土改時就有驅逐地主富農的現象。文革前，局部地區也有把四類分子及其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從邊境地區強迫遷移的情況。文革期間這種情況發展為全國的普遍做法。
1958年秋，為了建設「紅彤彤的大上海」，數以萬計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被趕出上海，造成無數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1958年10月，汕頭市一批四類分子共1789人被遷於粵北山區。1960年11月，遼寧省海島地區的長海縣，將表現不好的五類分子及其家屬、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屬、有海外關係的家屬和主要親屬、部分歸俘漁民和有現實危險的反社會主義分子，共有273戶，1541人，一律強行遷至遼寧省內陸的建平縣。被遷者到那以後，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裡的131戶人家中，平均每戶死一人。有142戶，810多人，在那裡生活不下去，先後轉遷到其他地方。有的過乞討、流浪生活，有的甚至賣兒賣女。1963年新疆發生過將五類分子和逃蘇未遂人員內遷的情況。
文革期間，普遍發生將四類分子驅逐出城市、強迫遷往農村的情況。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萬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壞、右的帽子驅趕出北京。天津市1969年7月統計全市有4.2萬人被遣送農村，其中各種分子1.6萬人，隨遣家屬2.6萬人。據估計，當時全國被從城市裡驅逐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超過百萬人。
命運之三：肉體上被消滅。
在早期的土改過程中，東北、華北和華東（主要是山東）的一些地區均發生過比較嚴重的亂打亂殺地主富農，甚至殺死中農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農被從肉體上消滅。吉林省乾安縣整個土改過程中，各種原因致死的348人中，地主247人，富農42人。黑龍江省依蘭縣土改前有7337戶，其中地主富農424戶，土改後有8214戶，其中地主富農272戶；土改前後地主富農減少了152戶，相當於土改前的35.85%。為何地主富農戶數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筆者沒有見到文字資料說明。依蘭縣在土改中被槍殺、打死和自殺的地方富農多達103人，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農已經從肉體上被消滅。即使在1949年後比較溫和的土改過程中，也發生過大批四類分子死亡的事件。廣東省恩平縣土改中自殺的有950人，其中地主570人(有的一家7口全部自殺)，富農108人。
在文革當中，不少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家屬遭到屠殺。這種屠殺，除了發生在一些比較邊遠的地區，如湖南、廣西、廣東、雲南、江西、陝西之外，甚至發生在作為首都的北京市。根據筆者見到的已經公開出版的文獻資料統計，被殘殺的人數超過萬人。在屠殺的過程中，也有個別面臨死亡威脅的四類分子鋌而走險，反過來殺了其他人，因而激發了更加殘酷的殺戮。有的四類分子被殘殺後，屍體都不被放過，還要對屍體開批鬥會。
文革期間，湖南零陵地區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在死亡人員中，四類分子3576人，佔39．33％；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佔44．63％；貧下中農(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1099人，佔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佔24．20％。被殺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大年齡的78歲，最小的僅10天，殺人的手段極其慘無人道。有的殺人者害怕將來被害者子女報復，因此在屠殺中採取令人髮指的株連，連兒童也不放過。株連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在當代中國的內戰中這種事情也時有發生。北京市大興縣在文革中對四類分子的屠殺和株連只是一種歷史的延續。1948年密雲縣鎮壓反革命，也發生過把地主富農全家殺死的事情。
掙扎之一：與成分好的人家通婚。
在血統論的陰影下，四類分子及其子女要改變命運是非常困難的。為了讓下一代能夠改變命運，一些四類分子家庭採取與成分好的人家聯姻的方式，期望藉此改變命運，但是這種方式往往會連累配偶，同時對方也未必願意在同等條件下與四類分子家庭通婚。有調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願意娶成分高的人為妻，肯定是對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強，如貌美。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他們還是優先選擇與自己家庭出身地位相當的人。
一些與四類分子聯姻的人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與四類分子通婚的問題引起中共高層注意，曾經下文件指導如何應對。1964年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中規定：「對於同地主、富農子女通婚的黨員、團員、基層幹部和貧下中農，必須加強教育，要他們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階級敵人的圈套。」「如果這些人嚴重地受了這方面的壞影響，就必須嚴肅處理，特別嚴重的還要開除黨籍、團籍和撤銷幹部職務。」
文革前有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與一位富農的前妻結婚，被認為喪失階級立場，支部書記的職務被撤銷，並且要在黨籍與妻子之間做選擇。這位書記選擇要妻子，結果失去黨籍。四川某縣法院院長，因其岳父1957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被說成認敵作父，認敵為友，終被判刑，並被迫與妻子離婚。其妻被定為拉垮共產黨幹部的壞分子，大會小會批鬥了十多次。
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與四類分子通婚的人慘遭殺戮。1967年10月，廣西全州縣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及其子女。有一個大隊，兩天內集體坑殺76人。地主出身的劉某，請求留下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不被允許，結果劉被迫抱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山洞而死。
掙扎之二：外流或外逃。
四類分子離開居住地是受到嚴格監控的。早在1951年中共中央就規定：地主不論從事什麼職業，不論到什麼地方，均應加以監視，不得改名換姓，不得改變成分籍貫。雖然有風險，可是仍然有一部分四類分子選擇逃跑。1979年各地在給四類分子摘帽時，發現均有一部分人外流或者外逃了。有的地方外逃比例還很大。江蘇邳縣四類分子9603人，外流501人。山東省安丘縣給4863名四類分子摘帽，給錯劃錯戴502人糾正，另有487人因長期外流，無法處理。山東省諸城縣，20.79%的四類分子外流與外逃。黑龍江省嫩江縣經過歷次運動，全縣共有受管制分子4016人，外流的796名，佔19.82%。
外流、外逃者要面臨被捉的危險，因為各地收容外流人口時均要審查政治面貌。一般情況下，逃跑的四類分子被抓捕後會受到懲罰。福建省由於經濟生活困難，一部分四類分子外逃外流。省公安廳部署各地公安機將其追回。1960年追回4816人，根據不同情況給予批評教育、管制或逮捕處理。
編者曰：除通婚和流亡之外，五類分子家庭還有另一個擺脫命運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送給成分好的人家。我舅爺（父親的舅舅）家是地主，又是右派，三個兒子個個一表人才，蟒梁似的大小夥，可就是找不上媳婦。最後，老二被送人，娶了媳婦，老三轉親轉個媳婦，老大在摘帽之後三四十歲才找上媳婦。
補白：1976年春，全國開展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運動。奉節朱衣公社五湘大隊召開大會批判鄧小平的罪行。沒想到，退伍軍人鄧昌國聽了幾個積極份子的發言後，站起身大聲說：「你們包谷糊糊吃飽了，有精神打胡亂說了！若不是鄧小平從東北調包谷來救你們，你們早就餓死了！我們鄧家出了一個能幹人，鵮了你們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區和朱衣公社機關就設在五湘大隊，無需傳播，領導就知道了。誰敢公開反對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誰敢反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昌國的言行當即被定為現行反革命，批判的對象由老鄧變成了小鄧。
鄧昌國的話雖然反動，但卻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隊姓鄧的人很多，批了幾次，再沒有人發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軍工廠。鄧昌國剛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區公安特派員不知為什麼發善心，只宣布將其交群眾管制，沒將他逮捕法辦。但是，他永遠失去了進廠當工人的機會。 陳宗培
土地陰謀 作者 李肅
據官方文件，土改從1950年冬開始到1953年結束，將近3億的無地農民獲得了7億畝土地、近300萬頭耕畜、近4000萬件農具、3800萬間房屋和105億斤糧食。
1950年土改時，中共本已控制政權，完全可以通過政府頒布法令，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實現和平土改。但是毛澤東們堅決反對這種方式，主張通過組織農民與地主進行面對面鬥爭，奪回土地，搞流血土改。他們先為農民設定了階級敵人的比例，1948年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的10%」，然後要各地按這個比例製造敵人。以當時 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製造出的階級敵人有900萬人。
土改工作隊普遍鼓勵農民打地主，甚至親自上陣打人。蘇南2742個鄉，有200多個鄉發生亂鬥亂打，218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被剝光衣服。新華社記者穆青寫於1950年6月2日的《內部參考》中記載，河南土改，一個多月發生逼死人命案40餘起，蘭封縣瓜營區20天裡逼死7人。1953年春，廣東西部地區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殺。當時廣東流行一個口號：「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據保守估計，當年土改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另有估計可能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
毛澤東通過發動群眾奪回土地的辦法把農民吸引過來，武裝起來，讓農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對立，這樣農民就只能跟共產黨走。這種分土地的方式，讓農民有一種感恩思想，覺得共產黨打土豪分田地，是為窮人說話、為農民辦事。毛澤東曾總結他的成功經驗：「每到一處，先必製造恐懼，以鞏固基層政權。」通過殺地主、富農，基層老百姓都處在恐懼和緊張之中，就不得不跟共產黨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它的對立面，就可能會成為鎮壓和專政的對象。如此一來，它的基層政權就鞏固了。殺人立威，你殺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這個政權就穩固了。
除了殺人，還有重組階級隊伍。他要製造一種天翻地覆的感覺，使原來處於下層的一些人翻到上層，把原來處於上層的人壓到下層。這也是它鞏固政權的一個重要的手段。
土改之後為什麼又搞合作化，將土地收歸政府？為什麼一定要走一個把土地分給農民的過場呢？有分析認為，這也是出於政治權謀。當初毛澤東說，將來我們建立政權後，要把土地無償分給農民。這個承諾，對農民，特別是對貧苦農民，非常有號召力。如果他當初說，將來他建立政權後要把土地收歸國有，恐怕農民誰也不跟他鬧革命了。
土改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農村劃分階級，將農村人口劃分為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貧雇農是中共依靠的對象，中農是團結的對象，地主和富農被定為剝削階級，是打擊的對象。從此，中國農村階級陣線分明，出現了永遠的下等階級——地主和富農。當代文化批評人葉匡政說：「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倒不是‘土地還家'，因為‘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劃定的階級成分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
土改時，中國農民歡天喜地瓜分了地主、富農的土地。不旋踵，中共又將土地從農民手中收走，中國貧窮農民的土地夢做了還不到兩年。直到今天，各級官員對土地都有極大的支配權。他們可以隨便征地、拆遷，隨便制定土地價格和補償標準，繼續讓農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損失。農民也就形成了一個觀念：土地是國家的。政府予取予與，農民無話可講，無可奈何。
我家的地主分子 作者 呂維
祖父的大名叫呂吉，從小沒念過一天書，屬於徹頭徹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說法，出生在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從小體格健壯，很有蠻力，又不怕吃苦，七八歲就成了家裡的得力幫手。放牛、拉動軲轆、打坷垃、割草，甚至鋤地，凡是孩子們能幹的活，樣樣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歲以後，祖父便開始參加大田裡的鋤地和收割等勞作。我家祖上屬於世代農耕人家，從沒有出過讀書人。祖父的十幾個同輩兄弟，個個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雖然識幾個字，也僅僅是會寫自己的名字或簡單地記些賬目。
十五歲時，爺爺已經長得成年人那麼高，粗胳膊壯腿的，成為莊稼地裡的一把好手。二十一歲那年，和奶奶結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親。隨後兄弟倆分家，他分得一頭牛和三十多畝地。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這是世世代代小農的夢想。可是爺爺並不滿足於此，他雄心勃勃要發家。
他的發家本領主要就是吃苦耐勞。自我記事起，爺爺從來沒有午休過，吃飯很少坐著，總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飯扒拉完就走。鋤穀子，在當地，連鋤帶間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鋤一畝多一點，爺爺卻要鋤到二畝半。這個效率靠什麼？靠早出晚歸！每年早早鋤完自己地裡的莊稼，就出去攬工，給別人家鋤，掙幾個現錢，然後攢起來。到了冬天，大多數人呆在家裡不出門，他卻天天一早起來，挎著籮筐，提著糞叉，急匆匆走在鄉間的土路上，忙著拾糞。
節儉是爺爺發家的另一個主要手段。爺爺節儉到了守財奴的地步。小時候，每逢奶奶和我講起爺爺的事，總是把他稱為摳心鬼。他很少穿過像樣的衣服，總是補了又補。如果奶奶主動給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會大發脾氣，久久不穿。家裡吃的也大多是粗糧，常年不見腥葷。種的香瓜、西瓜之類，從來不讓孩子們隨便到地裡去摘。他給家裡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數拉到城裡去賣，然後把賣掉的錢交給奶奶積攢起來，到一定數目，再買幾畝地。
就這樣，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時，他擁有的土地居然已過百畝。農忙時，開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長工，常住我家，和爺爺、父親一起幹活。
土改時，上級給我們村下達了八個地主富農指標，爺爺榮幸地跨入前八強，被劃成富農。不久又將他關起來，要他交出積蓄的銀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塊。工作組不信，幾次鬥他。他怕被打死，瞅準一個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裡的一位親戚家中。不久被人發現，村裡派民兵將他抓回。為防備再次逃跑，每晚將他仰面朝天綁在一張八仙桌上，繼續向他索要銀元。後來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說他力氣大，自己掙脫了，也有人懷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為這人曾多次給他打過短工，關係甚好。再次逃跑後，爺爺一直躲在陽方口一帶，曾在一個颳大風的夜晚，秘密潛回家中，巧妙避開看守人員，刨走一小罐銀元作為盤纏。那時，他根本不打算遠走，仍然幻想著有一天，風頭過去，靠手頭這點積蓄，再重振家業。他離不開土地啊！由於他的逃跑，工作組甚為震怒，將成分再次提升一級。於是，爾後我的履歷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欄，便永遠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後，爺爺失去了房屋、土地、糧食，成了一無所有的流浪漢，被迫無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謀生。但唯一沒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進入我村前八強，給全家帶來的那個惡魔般的稱號——地主。從此以後，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纏住他的兒子和孫子們，並且越纏越緊。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爺爺小三歲。嫁給爺爺的時候，身體甚為虛弱，經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擔落在肩上，只有帶病勞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面。秋收時節，丈夫在地裡忙著，場面上的活兒大都落在她身上。我們家鄉，家家戶戶以穀子和高粱為主。拉回場面上的莊稼，都是一捆一捆連秸桿帶穗子的。她憑著一把短鐮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來，然後和丈夫一起用連枷打下顆粒。未打淨的，她要放簸箕裡揉下來。帶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滿身塵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飯。為了這個家，作為一個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還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這個村裡的人，弟兄四人在他們的父親帶領下，於清朝後半期遷到這個村子。他們搬來的時候，當時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卻擁有五千多畝土地，離村較遠的地方還有不少未開墾的荒地。經過幾十年的努力，父子幾個終於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時，曾對兩個兒子說：「我給你們打好了根基，以後的日子就靠你們了。千萬不要抽洋煙，不要賭博，要正正經經過日子」。
爺爺秉承了曾祖父的勤勞遺風，夫妻倆同心協力做起了發財致富的美夢。做官為宦的，發財致富往往數年，甚至數月。中國的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用辛勤的汗水澆灌自己美好的日子，卻需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據說，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爺爺是個正兒八經的受苦人，才把女兒許配給他。奶奶對爺爺基本是滿意的，曾多次對我說起，認為爺爺是個好人，未沾染過任何惡習，沒有什麼不良嗜好，只是那節儉到吝嗇程度的行為，常常令奶奶不滿。奶奶天生好心眼，樂善好施，恰好彌補了丈夫的不足。爺爺固然把錢看得很重，但其誠信度極高，從未拖欠過雇工的工錢，因此村上的人都樂於和他打交道。
光景就這樣一年好似一年過著。奶奶進入中年以後，因為有我母親分擔了大量家務，不再像以前那樣辛苦操勞了，身體竟逐漸健康起來。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剛剛訂婚還未出嫁的女兒（我的姑姑）突然因病夭亡。奶奶被擊倒，幾乎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有一段時間，奶奶精神錯亂，整天說胡話。母親曾對我講過，姑姑死去的那兩年，奶奶時常一個人坐到村邊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風刮過，她便對著喊叫姑姑的名字，聲音淒慘。常常母親費盡周折，多方勸說，幾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裡。回到家，還是不停地叫著姑姑的名字，飯菜不思。到土改時，奶奶的身體尚未完全康復。
奶奶和爺爺不一樣，她對錢財看得很輕，土改被關初期便交代了所有積蓄。至今我還記得，有一天工作組派人來找我母親，說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麼地方埋著銀元。母親按人家說的地點挖出兩小罐銀元，工作組隨即拿走了。工作組總認為我家還埋著銀元，奶奶因此被捆綁吊打過。有一次還燒紅了烙鐵，動員群眾去烙，然而卻始終無人下手，只好作罷。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的好人緣。據村裡老人們講，那些年誰家有困難，向她借錢借糧，從未碰過釘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呂成功，曾在村裡當過閭長。任職期間，一個姓白的人因偷盜被抓，被送進城裡看守所。此人本來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從此，死者的弟弟白漢成，便把所有仇恨都歸結在呂成功名下。土改時，白漢成成了積極份子，堅決要求把呂成功處決，並準備將其十六歲的兒子同時置於死地，以便斬草除根。有人將消息透露給呂成功的兒子，這個少年在夜深人靜後越獄逃走。處決呂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個名叫白寬的年輕人被一起押出，戴著高帽子，走在人群裡。前面幾個年輕後生早用繩子將呂成功的雙腳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著繞村轉了一圈。起初呂成功還不斷發出呻吟，拉出村外時，聲音越來越微弱。等到達二里外的溝邊，大家停了下來，將呂腳上的繩子解開，隨即把奶奶和白寬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簡直嚇傻了，呂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條，背上、臀部和後腦杓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氣息。工作組的人厲聲喝令奶奶和白寬將呂成功推下溝去。一個女人家多咱見過這樣的場面！奶奶雙手顫抖著，一點也不聽使喚，渾身沒有一絲力氣。工作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們推下！」幸虧有那姓白的年輕人，奶奶幫著總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軀體推了下去。隨即，民兵們搬起預先準備好的兩車石頭，紛紛向下砸去……
當天夜裡，奶奶發起高燒，處於半昏迷狀態。第二天，工作組通知母親去領人，母親央求隔壁兩位大伯將奶奶抬了回來。幾十年後奶奶對我講述這些往事的時候，還不住地發抖，說在爾後的幾年裡，她時常做噩夢，夢見當時的情景，夢醒後渾身發冷，害怕得再也睡不著。
父親只活了四十歲，死在飢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親的死，對奶奶又是一次沈重的打擊。她痛不欲生，臥病在床將近兩年。她把父親的死一股腦兒地怪在爺爺身上。原來，父親在十三歲那年便承擔起爺爺交給他的重任。耕地、播種、趕車、送糞、拉炭、應差等繁重的體力勞動，過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於青少年時便累下毛病。微駝的背，瘦小，黑干，從體質上看，明顯屬於缺乏力氣的角色。父親小時候上了三年私塾，認得一些字。本想繼續念下去，怎奈那時爺爺正做著發家致富的美夢，強行讓他輟學，跟著大人干農活。
爺爺年輕時屬於有蠻力的人，莊稼地裡的粗活、累活統統歸他干，卻不善犁、耬、耙、耱等與牲畜協同完成的技術性工作。於是，他決心把我父親培養成一個莊稼地裡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頭，每天收工回來，父親還得鍘草，半夜起來給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紀蠻辛苦的。為此，奶奶常常抱怨爺爺，而爺爺從不理會。他年輕時就是這麼辛苦，有啥大驚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嗎？再說，人來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飯吃！爺爺按照自己的邏輯，嚴格訓練著他的兒子。到十五歲那年，父親便真的成為莊稼地裡的一個全面手。
那時，爺爺養著兩頭牛一輛車。這車和牛給父親帶來了沒完沒了的應差。那時城裡住著日偽軍，西山上又有游擊隊，我們村正位於縣城和山脈的中間地帶。兩面都來要糧，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來順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誰派來的差事敢不辦？在這種情形下，父親便常常趕著車，任由別人指揮著到處奔波。有一次被日偽軍征去，一個多月沒有消息，奶奶嚇得整日茶飯不進。日本投降後，又開始抓兵，父親只好躲到幾十里外的親戚家。為此，爺爺還被民兵痛打一頓。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頂替。那時二叔年僅十五歲。後來從軍營逃回，我父親便帶著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個工地上給人家背石頭。在那裡，只給吃飯，不給工錢，還不時被斥罵。終於無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寧。
哥兒倆在集寧先是做工，後來父親托一位老鄉，把二叔送到軍營給伙房拉大風箱，他自己則找了個賣苦力的地方餬口。一年後，父親回老家接母親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離家。母親種的幾畝地維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親就挑起擔子做貨郎，每天挑著百十斤重的擔子，早出晚歸，只吃兩頓飯。勞累和飲食不均勻，父親患上胃疼病。公私合營後，經商被取締，再回村裡當社員時，父親已經是滿身疾病，一臉皺紋，比實際年齡蒼老得多。由於不斷看病吃藥，到三年災荒前夕，所有積蓄花光，家裡已是一貧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親便在貧病交加中死去。
爺爺、奶奶和父親三人，土改時年齡都超過十八週歲，同屬於地主分子。我們一家三個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麼可惡，那麼沒人性，虐待、打罵、放高利貸殘酷剝削窮人，把許多善良的人逼上絕路。可是另一方面，從小耳聞目睹的是，他們是那麼勤勞，那麼節儉，又那麼樂善好施。在農村管制那些年，接觸到我爺爺的同齡人，也接觸到父親的同齡人，我有時故意把話題引向爺爺、奶奶和父親的為人。大家一致公認，爺爺是村裡最辛苦、最勤懇的人，在勞動方面沒有人能比得過他。奶奶和父親的口碑更好，誰不說他們是頂好的人！我的年輕時代便是在這樣的矛盾心情中走過來的。
待我成年後，也就是在瀋陽讀書的那些年，曾經力圖和他們劃清界線，按照當時的要求，努力讀一些馬列的書和毛澤東著作，學習雷鋒，使自己緊跟時代。然而，當我一想到年老的爺爺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剛剛去世的父親，總是很心酸，對他們怎麼也恨不起來。他們的一生，辛勤勞作，只想把日子過好，該交公糧的時候並不比別人少交，該納稅的時候按規定付錢，他們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們並沒有幹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對現行政府的勾當。有一次我問爺爺：「土改時，沒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嗎？」老人很平靜地說：「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沒收咱一家。」同樣，公私合營後，父親被取締了小商販，回村種地時也顯得若無其事，說：「人家城裡的買賣人都公私合營了，又不是光不讓咱干！」他們只知道，公家允許幹啥就幹啥，不允許幹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辦法。他們苦苦掙紮著，要活下去，要養活自己和孩子們。他們從來膽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幹部。像這樣的順民，怎麼能說他們是階級敵人呢？
在農村被管制的那幾年，我也接觸過村裡其他的四類分子。被批鬥的那一陣，我甚至還接觸過其他村裡的四類分子。我敢說，這些人都是屬於逆來順受的角色。後來，我被人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正兒八經地成了「階級敵人」，並且被稱為是他們忠實的孝子賢孫。至此我才明白所謂「階級敵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補白：文革以階級鬥爭為綱，每個生產隊都以揪出幾個牛鬼蛇神為榮，否則就是階級鬥爭覺悟不高。本人所在生產隊沒有地主，僅有的一個富農，文革前就死了。民兵排長想來想去，發現了幾個富農子女。特別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過富農的生活，「就他了」。此人是個瘸子，除了不能挑擔外，耕、耙，揚、種等農活樣樣在行，還能做木工活，走路較常人為快。成為牛鬼蛇神後，此人每天自備高帽，上書「富農子女」外出遊街。開始還要人押送到大隊集中，幾天後，婉拒了押送人員，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蕩蕩，前面有人敲鑼，後面有人喊口號，煞是有趣。尤其瘸子，總是走在第一個，有時還與其他人拉開一定距離。他自我調侃：「我是一條腿走一條腿推，你們怎走得過我。」長長的隊伍，瘸子打頭，引起眾人爭相觀看，笑聲不斷。 海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