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詩意
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38歲的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任滿，被召還京師，改任度支判官，按慣例要向皇帝上交一份述職報告，但王安石卻趁此機會寫了篇洋洋萬言的政治論文，在次年初呈了上去，這就是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封上書在當時並沒有為王安石引來上司的賞識，他升任宰相，主持變法，一直要等到十年之後宋神宗繼位。但它的意義卻不能小覷，誠如《宋史》所說，「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用今天的話來說，簡直是他多年之後變法的「綱領性文件」。
這當然是大事，還有一件小事。大抵是在上《萬言書》這一年，王安石還寫了兩首詩，題目都叫《明妃曲》。顯露了宰相之才的王安石，在詩裡躬下身來，和古來王昭君故事的傳誦者們彆扭了一把。
王昭君的故事，最早見於《漢書·元帝紀》，後來經過蔡邕的《琴操》、石崇的《王明君詞》、葛洪的《西京雜記》、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賢媛》等一系列的虛構增飾，逐漸定型。觀點有幾種，比較多的或恨畫師毛延壽的從中作梗、或嘆王昭君的塞外生涯。而王安石在他的《明妃曲》(其一)裡，一下子把這兩個常見的觀點全給顛覆了。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其一是為毛延壽「平反」：「意態由來畫不成」；其二，似乎是在隔著時空勸解王昭君：要說失意，哪有什麼南北之分，你看被漢武帝鎖禁在長門宮中的陳阿嬌，身在漢宮，不也照樣傷心麼？由於別出機杼又偏偏大有道理，這首詩被視作歷來詠昭君之絕唱。
在《明妃曲》(其二)裡，王安石繼續和古人「作鬥爭」，猛地爆出一句「漢恩自淺胡恩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此句一出，頓時引來洶洶物議。到了清代，還有人在批評，認為這是王安石一味求新求異的性格所致：「荊公專好與人異，其性然也」(《甌北詩話》)。事情到了清代也不算完，直至1946年，郭沫若還特意寫《王安石的〈明妃曲〉》為他「辯護」。
其實，從《萬言書》到《明妃曲》，由文到詩，由今日事到古時人，其間所包含的東西，絕不簡單。看看當時人的反應就知道了。王安石的《明妃曲》名重一時， 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曾鞏、劉敞等均有和作，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歐陽修的《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同樣顯出了「求新求異」的風采。比如：「雖能殺畫工， 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
歐陽修、司馬光等是後來王安石變法時反對派的旗幟人物，都曾官至高位，這麼多政治抱負不同的人聚集在「求異」的大旗下，顯然不能單純用「性格」來解釋。
著名的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曾指出：「兩宋期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所達到的高度，在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確實，這些當時具有旗幟意義的文人們不拘泥於古今、「求新求異」的手筆，實實在在地顯出了此時精神獨立的氣象。
王安石之後八百多年，學者王國維說到詩的衰落，是因為詩到唐中葉以後成為往來酬和的禮物，五代、北宋的詩「佳者絕少」，詞則開始「極盛」。
在我看來，他至少有一點是在對宋詩好發議論表達不滿。但與聲名遠播的大唐氣象相比，像《明妃曲》這樣顯現精神深度的議論，恰恰是獨特的「宋人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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