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蔣經國
一個獨裁政黨若是想在民眾的心中散播恐懼，最好的辦法就是打壓言論。假如一個人連表達自己觀點的膽量都沒有，你很難想像他是否還能去幹什麼更了不起的事情。而言論自由偏偏又是最容易被放棄的自由，因為閉嘴對人們來說簡直再簡單不過，唯一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勇氣。
臺灣當時(白色恐怖時期)便有所謂刑法第一百條，按大陸的口徑叫「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不要說是著手實施叛亂，哪怕你僅僅是發了點牢騷，都有可能被視為有「叛亂意圖」而遭到嚴厲懲處。這種做法使得人們敢怒而不敢言，有意無意的規避風險、遠離政治，讓獨裁者來掌控一切。假如當時的臺灣就有網際網路，各位或許會看到以下現象：在那些討論時事的帖子下面，出現頻率最高的回覆不是「莫談國事」，就是「樓主小心跨省」。
儘管蔣介石在控制言論這方面做得倒還算出色，但我不得不說，和對岸的同行比，他是一個非常失敗的獨裁者，因為他在退守臺灣之後依然在搞孫中山的那套「地方自治」。這個所謂「地方自治」的目的之一在於通過基層公務員的直接選舉來培養民眾的民主意識，從而為憲政打下基礎。該政策從抗戰勝利之後才算是真正開始實行，雖然國民黨後來兵敗撤出大陸，但蔣介石仍然執意要延續地方自治，由花蓮縣開始推動全臺灣的縣市長等公職人員直選。由於日據時代臺灣人已經有了不少選舉經驗，第一次選舉的投票率竟高達80%。這麼一比較大陸現在的狀況還比不上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簡直就是人間悲劇。
當然，由於國民黨當時壟斷了媒體等絕大部分社會資源，操縱此類選舉可謂輕而易舉，萬不得已時還可以靠作弊來確保自己的勝利，例如派軍隊、警察、教師等公職人員及其家屬參與投票，或者把投給政敵的票偷偷塗污成廢票。1975年時主張國大改選、廢除戒嚴令和確保言論自由等的郭雨新就因為開出八萬張廢票而落選，隨後人們在修路時挖出了整袋的投給郭雨新的票。更有甚者，投票所製造停電，趁機調換票箱……不過話又說回來，國民黨的舞弊行為固然無恥，但兩岸的狀況一對比，你又不得不感慨老蔣這一黨專政搞得實在太……，以三民主義為基本宗旨的黨派和以共產主義為基本宗旨的黨派到底還是有那麼一點不一樣。
國民黨即使可以操縱結果，也不能把事情搞得過於離譜，對民意仍然得保持一點最基本的尊重，不能把類似大陸李剛之類的人也搞上去侮辱群眾的智商。這一方面使他們的基層政治相對大陸而言較為廉明，官員做的是人事說的是人話；另一方面，基層選舉確實大大開啟了民智，提供了參與政治的渠道，消除了人們對於政治的恐懼，破壞了言論管制的效果。儘管當時臺灣人仍無法在報紙等各類刊物上暢所欲言，但至少可以通過選舉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一旦他們積攢了足夠多的民意，選舉就會變成反對派匯聚並展示自身力量的最佳場所。1977年，桃園縣縣長候選人許信良正是憑著地方選舉，一舉打開了國民黨鐵幕的缺口。
這許信良本是國民黨一手培養出的新生代本土政治精英，曾拿著公派獎學金跑去英國留學，回國後卻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分子。他在1977年時甚至出版了一本《風雨之聲》，大談四年來在省議會裡的所見所聞，讓本來遮遮掩掩的政治一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部分傻逼官員頓時無所遁形。這麼一號人物，怎麼也該拉進看守所躲貓貓一百次了吧，許信良卻僅僅因「黨紀考核不佳」，被國民黨拒絕提名為桃園縣縣長候選人。誰料許信良竟「違反黨紀」以個人身份參選（代價是被開除黨籍），最終在選舉過程中爆發了著名的「中壢事件」：許信良的助選團隊當場抓到某投票站主任的做票行徑，引發上萬憤怒群眾的大暴亂。說實話當時投票站主任到底有沒有做票也只不過是一家之言，並無其它證據，但國民黨的選舉舞弊早已是臭名昭著，信用徹底破產，因此「傳言」稍一煽呼，人群馬上就鬧起來了，這就跟聖元奶粉說自己是無辜的卻沒人信是一樣的原理。
如果說蔣介石的制度規劃就已經為民主派提供了突破口，那麼蔣經國的「懦弱」無疑將這個突破口進一步的擴大了。在中壢事件中，臺灣警方將被指控做票的監票主任帶走保護起來，在鳴槍驅散圍觀群眾時還不慎擊斃了一名學生，結果整個警察局都被憤怒的群眾一把火連根燒掉。這類「打砸搶燒」事件在大陸會如何定性處理不用我多說，而中壢事件最後的結果卻是「罪魁禍首」許信良以大比分擊敗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自此之後黨外的「反動人士」們也開始憑著地方公職選舉大規模的侵入國民黨的政治陣地。
曾經有人推薦我去看一部關於蔣經國時代臺灣街頭民主運動的記錄片，問我大陸人能從中學到什麼。我看完以後覺得，人民其實是一樣的人民，只不過黨是不一樣的黨，蔣經國在對待這些「反革命暴亂」時實在缺乏「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太平」的魄力。有人說他是「迫於群眾的壓力」才「不得不」進行民主改革，但是俗話說得好啊：「學生怕什麼？就怕開槍。」坦克一出，誰與爭鋒，一次流血事件就足以創造萬馬齊喑的「和諧社會」，哪還來什麼「群眾的壓力」？而像催淚彈、防暴盾牌和高壓水槍之類的非致命性武器不僅不能起到恐嚇的效果（回家晒晒衣服又上街來了），相反還大大滿足了年輕人自我戲劇化的需要：「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因此與其說蔣經國是迫於社會的壓力，我倒更覺得他是迫於自己良心的壓力。
隨著「美麗島」、「江南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刺激，蔣經國順應時代潮流，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實施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次年更是完成開放黨禁報禁的壯舉，重新開啟了中華民國的民主化進程。小蔣也因此從「獨裁者」一躍成為「中國的華盛頓」，其歷史評價比他老爸高出何止一個檔次，和同時期另一批愚蠢的民賊獨夫更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摘自：李登輝其人其事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