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某些地區對大小非減持的減稅行為，是權貴勾結、互濟自肥的典型事例。
一年多以前，在2009年最後一個交易日閉市的時候，國務院批復了對大小非減持徵稅的方案。從2010年1月1日起，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徵收20%的個人所得稅。在此之前，國家稅務總局曾有對於個人轉讓非上市公司股權按照20%徵收所得稅的規定，但對於上市轉讓的大小非和限售股一直按照個人所得稅法暫免徵收。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徵收20%的個人所得稅，為的就是堵住長期以來法人股借道自然人股東逃稅的灰色通道。
可我們看到，近期在某些地方發生了對大小非減持的減稅。
儘管按照現行的分稅制，地方政府對於地稅收入有一定的支配權力，只要不挪用國家稅收，地方政府利用地稅的一部分收入作為招商引資的做法，也早已司空見慣，但在某種情況下，則顯然為權貴勾結、腐敗自肥提供了空間。
對大小非減持的行為減稅，在某些滿腦子都是政績工程的地方政府官員及相關券商眼裡，看到的或者只是GDP的增加、地方稅收總額或券商營業收入的增長，但他們不惜以挖別人的牆腳和損害廣大股民的利益為代價，熱衷於請一夜暴富的資本市場富豪來為自己的政績工程添磚加瓦，在某種意義上，不也是一種以權謀私？再說，人民賦予的權利不是用於為包括廣大股民在內的人民群眾謀利益，卻被用於為富得流油的億萬富翁減稅避稅開後門，這也從根本上違背了為政之道。
這種有違當初國務院批准對大小非減持徵稅的倒行逆施，不僅是對其他券商和地方政府利益的損害，實際上更損害了稅收對國民收入分配或再分配的稅收調節功能，背離了維護社會公平與和諧的基本宗旨。
我國的資本市場，無論是在稅收環境，還是在投資回報功能方面，之所以不能為廣大投資者提供參與經濟發展和分享經濟成果的機會，而總是不遺餘力地為少數人圈錢尋租大開方便之門，也不能說同躲藏在監管者「越位」「缺位」「錯位」背後互濟自肥的權貴勾結沒有關係。
舉例來說，在新股發行過程中，有些明明被隱匿了的上市前股權交易，打一個信息披露補丁就可以不了了之；明明存在違規的對賭協議，只要能趕在過會之前及時了結就可以既往不咎；明明是以簽字權換股權或保薦+直投，借一個代持股份的方法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照此辦理，那就既談不上什麼監管，更談不上什麼規範，只能說是打打馬虎眼、忽悠市場而已。這就難怪大小非、限售股減持嘴上說的是嚴格規範，實際上不僅四面八方都在變著法子當「跑跑」，而且還有人為了讓他們跑得更快懸賞嘉獎。這豈不是說，在中國資本市場，圈錢尋租不唯有利，而且還很有功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