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期間，杭州的一些茅台酒專賣店紛紛實施限購，消費者只能憑身份證限購一瓶。
杭州實施的茅台酒限購，與茅台酒廠曾經推出的「限價令」一樣，似乎照顧到了普通民眾的利益。但是它能起到的作用，只是加劇茅台酒市場的緊張空氣，為已經形成的茅台酒的炒作推波助瀾。
按理來說，茅台酒並不是保障基本民生的必需品，它的供應不像糧食、蔬菜那樣必須滿足每一個普通民眾的基本需求，也不像住房那樣必須考慮到中低收入群體的基本需求，它的價格完全可以由市場進行調節。
甚至，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待茅台酒，它的高價決定了它已有奢侈品的特質，並不是每一個普通民眾都有能力消費的。但是，當它被施以限價、限購等非市場手段，它已被作為一種普通商品來對待，但事實上它又不可能滿足所有消費者的需要，因此它的市場供應就只能出現扭曲。
當消費者可以憑身份證購買一瓶茅台酒的時候，這等於是在那些本來並無茅台酒消費需求的人群中產生了一個機會，刺激了他們的消費慾望，而當茅台酒事實上已轉化為一個投資標的物以後，這種限購措施反而將本來並不打算參與茅台酒炒作的普通民眾裹挾進了炒作隊伍。那些有幸以限價購買到茅台酒的人，就像當年在股票市場上購買到了「原始股」的股民一樣，唯一能做的就是將其囤積起來等待升值，它已經離開普通民眾的餐桌，成為一個市場炒作的符號。
茅台酒的異化，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茅台酒作為一種高檔白酒，其生產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市場供應不可能大量增加，這決定了它確實具有一定的投資價值。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一個現實是，公款吃喝其實加劇了茅台酒的供應緊張。那些與茅台酒廠建立了特殊關係的公權力機構，幾乎壟斷了茅台酒供應的「半壁江山」。
因此，如果說對茅台酒的限購確實有必要性的話，不是由茅台酒廠和它的經銷商來作出這樣的行動，而是應該由公權力限制自身對茅台酒的需求，比如由有關政府機構作出規定，將茅台酒從公款消費的領域清除出去。如此，則茅台酒的市場供應一定能夠大為寬鬆，其價格自然也就難以扶搖直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