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Yale)法學院教授蔡美兒(Amy Chua)在《虎媽媽的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中文版書名為《我在美國做媽媽:耶魯法學院教授的育兒經》）中為中式育兒經辯護，該書剛好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抵達華盛頓之時上架銷售，時機再恰當不過。美國推崇的是民主資本主義，但中國更加專制的資本主義模式創造出了更高速的經濟增長，並讓胡主席掌控了數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美國的教育文化是圍繞著如何增強孩子自尊心展開的，但蔡美兒認為「成績不佳的解決辦法就是嚴厲斥責和懲罰孩子，讓孩子感到羞愧」，她的父母就是這麼對待她的，他們都是華裔移民。有一次，她拒絕接受女兒送給自己的生日賀卡，上面寫著「我愛你！祝世界上最好的媽媽生日快樂！」，說卡片「做得不夠好」。也正是這個女兒，學校功課門門都拿A，而且十來歲就在卡耐基音樂廳舉辦了鋼琴演奏會。胡錦濤和蔡美兒是同一種焦慮心理的兩種面孔。他們所提倡的那種體制曾經被美國人斥為令人反感的、效率低下的、落伍的，但現在這種體制所創造的成績似乎要比美國自己的體制更好。
當然，蔡美兒的做法有許多值得美國教師和家長學習的地方。西方人低估了死記硬背的功效、也低估了自己的孩子能夠吸收的知識量。「世上沒有一件事是有趣的，除非你能把這件事做得很好，」蔡美兒堅持認為（這是錯的），她還說「要把一件事做好就必須努力，但要是隨著孩子們去，他們永遠都不會努力，所以你必須把自己偏好強加給他們，這非常重要」（這是對的）。中國的教育方式讓孩子們擁有「別人永遠奪不走的技能、學習工作習慣和內心的自信」。美國體制所謂的補償性優點——讓孩子更加快樂——在蔡美兒看來是虛幻的，因為在西方孩子離家後往往會和父母日漸疏遠。
然而，蔡美兒的育兒方式也有缺陷，那本書的後半部便展現了這種缺陷。蔡美兒也不希望自己的兩個女兒「到最後變得和那些古怪的亞洲機器人一樣，不堪來自父母的巨大壓力，只因為在國家公務員考試中考了第二名便自殺」。但蔡美兒的問題不在這裡。她的問題是，她把自己普羅米修斯式的自我中心與她對女兒的期望混為一談。她的女兒很難從對立行為、恐嚇甚至敵意中辨識出這種期望——而這是情有可原的。她們把蔡美兒叫做「瘋子」，把她比作「伏地魔」(Voldemort)。就連蔡美兒的母親也認為她有些過分。這不是一個中國式的文化問題，而是一個美國式的個人問題。蔡美兒試圖通過把自己的過度野心假扮成一種民族特質，而使其免受審視和評判。
蔡美兒的直言不諱令人欽佩，她說女兒學校的其他家長都「意志薄弱，對孩子放縱溺愛」。她對自己的事兒也直言不諱，偶爾還幽默上一把。她在書中寫道，有一次她試著訓練寵物狗改進習慣，她丈夫「溫柔地指出」，人們養寵物的原因「不一定是為了讓它們達到最高水準」。但這種直言不諱傳達出的主要信息就是蔡美兒和她的家庭比身邊所有人都更加出色。「要謙虛、要低調，」她的父母勸說道，但即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蔡美兒也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從書中得知，她的女兒們很早就能識字，她丈夫在《哈佛法律評論》雜誌上發表過一篇論文（「該雜誌幾乎從來只發表教授的論文」），他丈夫還曾在茱莉亞學院(Juilliard)表演系學習（「眾所周知比該校聞名世界的音樂系還要難進」）。這幾乎成了一種不自覺的習慣：「索菲亞的老師對我們說，儘管索菲亞是她教過的最出色的學生，但老師對她的社交能力感到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