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以及中東革命凸顯了軍隊在國家過渡中的關鍵作用。紐約時報記者桑格撰文指出，「幾乎每個專制政權的命運都有這一刻：當其靠軍隊保持權力的領導人在沒有退路的時候必須在改革還是開槍之間做出選擇。」文章說，埃及軍隊的算計是，82歲法老獨裁者既無適當接班人又無能服人的有關埃及未來的計畫，不值得軍方做出犧牲為其保駕護航。軍方最終選擇站在示威者一邊。
文章說，儘管現在還不清楚究竟是改革還是開槍能更好地解決問題，但這兩個國家，乃至幾乎所有警察國家，其變革的關鍵在於軍隊。作為有著自己利益的國家機器的一部分，軍隊領導人會自問的是：在變革中，我們的利益是什麼，是長期的還是短暫的？
文章說，埃及軍方領導人跟韓國和印尼領導人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得出的結論相同：國家最高領導人一下從寶貴財富變成負債。軍方有自己的企業，且不說美國的援助和高科技武器，要求其實現允許維持其權力的轉型。
但是巴林的情況不同，軍方似乎已認識到改革對他們不利——抗議者對軍方對社會的控制威脅太大。所以，巴林不理睬歐巴馬的建議，即採取他們認為形同自殺的做法。
所有這些對白宮來說都並不突然，去年夏天，歐巴馬總統就要求研究這些政權的弱點，最近又開始研究這些政權成功過渡到民主制度的可能性。白宮高級國家安全助理麥克•麥克法爾說，我們觀察到有許多不同因素介入了這些事件：經濟危機、老年獨裁者、精英分子對過渡問題的談判。
他在過去幾週內為歐巴馬總統和國家安全理事會準備這些事件的研究資料，從中找到如何影響將美國的盟友和頑強對手陷於困境的衝突的經驗教訓。他說，沒有單一的線索或模式，通往民主的路徑是多樣的，而多數都是會出現混亂的。
埃及是從警察和示威者在街頭發生衝突開始的，然後是暴徒衝擊自由廣場的示威者。但是美國官員回憶他們跟埃及官員的談話，他們知道穆巴拉克的日子已屈指可數，因為軍方明確表示，除非出現極端事件，軍方不會對自己的人民開槍。一位參與這些微妙談判的美國高級官員說，「你幾乎可以聽到他們在腦子裡的算計，他們難道願意將自己跟一位有可能把自己的兒子當接班人的老年體弱領導人綁在一起嗎？我們只是反覆告訴他們不要切斷了你們跟人民的紐帶。」
文章說，現在最棘手部分，也就是軍方做出保證建立一個文職政府的承諾。這將意味著軍方必須放棄其對權力的壟斷，這對於任何政權的領導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對於已經對其國家經濟做出了巨大投資的埃及軍方，而這一點跟中國軍隊相同。問題是是否軍方能夠掌握向民主制的轉型，像韓國、印尼、菲律賓和智利那樣。
韓國也許是最明顯的例子。經過數年坎坷，韓國現在是世界上最繁榮國家之一，其政府是美國在亞洲最好盟國之一。1980年代面對街頭風潮，軍人領袖逐漸放開自由選舉。那時政變謠言氾濫，自由選舉產生的第一位總統是位將軍。可是，韓國最近的四位總統都是文職人員，其中還包括一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異議人士金大中。
印尼也是如此。蘇哈托將軍統治印尼31年，最後跟穆巴拉克一樣無力為繼。美國曾因蘇哈托反共而無視其侵犯人權行為。但他在1998年亞洲經濟危機觸發的街頭風潮起來之後只維持了兩個半星期即垮臺。前白宮印尼問題專家布魯克說，穆巴拉克和蘇哈托兩人有諸多相似之處，都妖魔化伊斯蘭政治勢力並將其打入地下，都對媒體、反對派和異議人士嚴加控制，都在掌權期間聚斂財富，當然，也都享有美國的支持。
蘇哈托下臺後，印尼軍方用一年多時間逐步選舉。布魯克說，時間表很重要，同樣重要的是允許伊斯蘭人士參與政治。他們在反以色列反美的平台上這樣做。但不需懼怕，一旦他們進入體制，就會發現自己在跟其他人一樣參與在從腐敗到交易相同的不體面活動中。
文章引用半島電視駐華盛頓分社社長法卡拉的話說，鎮壓的結果是可預見的，一旦你在凌晨三點對婦女和孩子開槍，也許這樣做可保一陣子權力，但任何意義上的合法性全都喪失了。文章說，他也許是正確的，但其他人會拿1989年中國軍在天安門開槍來反證。文章說，「中國軍隊‘六四’開槍壓下的賭注已獲成倍償還：如今中國軍隊有著使其富有並強大的巨大商業利益，對此，絕大多數中國領導人都不會搞糟跟軍方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