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村子很小，文革來了，湊齊四類分子不容易，究竟把「壞分子」的頭銜加給誰，當時是頗費了一番工夫的，最後是把村上兩個被認為是最聰明的人定為壞分子。
這兩個人，一個在天津銀行當過職員，一個在天津布店當過學徒。兩人算是村裡的知識份子，見過大世面，人緣也都挺好，自被打為壞分子，彷彿一夜之間老了幾歲，腰也變得彎曲起來，見誰都是一臉卑微，有人從身邊走過，會馬上停下來，謙卑地打過招呼，身子側轉，將路讓於別人，待人走過後才邁著細碎的步子小心走過，一臉淒惶。
銀行職員還寫得一手好字，真草隸篆無不精美，在今天一定是一個很有造詣的書法家，但那時卻成了加深自身罪狀的證明。家中收藏的字畫書籍被全部燒掉，毛筆硯臺被砸爛，雖然後來經常被大隊叫去寫各種大字報，筆下的字跡仍是鐵鉤銀畫、蒼勁有力，但他那誠慌誠恐的樣子，看了讓人揪心。
那時冬天特別冷，雪多且大，常常早晨一覺醒來，推門一看，已是大雪封門，足有一尺多厚。村上街道掃雪，都是此二人的事。每次下雪，他們必須早早起來，將雪掃淨，等村人都起床了，主要道路上已見不到積雪。
他們的任何一點不慎，都可能為自己招來屈辱。任憑他們怎麼小心，也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不測之禍、不測之辱隨時會降臨到身上。有一年秋收時，生產隊的馬車拉高粱，中途遺落了幾穗，正好被布店學徒發現，便隨手撿起，放在自己的背筐，進村時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一頓暴打，並將高粱穗串成串，掛在脖子上游鬥，自已敲著鑼，走一步喊一句「我是偷盜分子」，那種對人格的侮辱，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1976年毛去世時，銀行職員晚上喝了兩盅酒，被人舉報到大隊。這個時候竟敢喝酒，當然是對偉大領袖懷有刻骨仇恨。這不是一般的酒，是慶賀酒，是反攻倒算酒，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大隊幹部立即組織民兵抓人，連夜召開批鬥大會，辦了一個多月的學習班，強迫徹底交待自己妄圖變天復辟的險惡用心，並不時招來一頓拳打腳踢，一個月後被放出來時，人瘦得只剩一把骨頭。
這兩人都有幾個兒子，而且個個聰明帥氣，但因受家庭影響，都找不上媳婦，成了老光棍。文革結束摘帽時，兒子們早已錯過了結婚成家的年齡。前年，銀行職員的最後一個兒子死去，一家人就此斷了根。布店學徒只有小兒子娶了媳婦，還腦子有毛病，生了個傻兒子。兩個家庭，就這樣輕易地毀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