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班後的農民工
最近一週，中國哈爾濱和江西接連發生炸彈連環爆炸事件，同時內蒙古也發生規模空前的示威遊行。究竟中國的社會不穩定已到了何種局面？而中國官方又究竟如何認知當前的社會不穩定狀況？
中國社會衝突此起彼伏
無論是發生在江西的連環爆炸案還是內蒙古的示威抗議事件，都是以當地政府為直接針對對象。不同的只是，對江西爆炸事件，北京宣傳部門的禁令口徑似乎沒有向針對內蒙古騷亂事件那麼嚴格，這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內蒙古是少數民族地區，北京擔心內蒙古出現象西藏和新疆那樣的騷亂事件。
然而，這些連環爆炸和騷亂事件，從特徵上都十分類似幾年前的瓮安事件，亦即當地民眾將不滿的矛盾直接針對政府機關。這其實是這些年中國社會矛盾的一個顯著特徵。另外，從零八年的上海楊佳事件之後，也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開始將矛頭直接針對中國的公安機關、武警甚至是軍隊。所有這些在過去都是匪夷所思的現象，在改革開放三十二年、實行市場經濟將近二十年後的今天，恰好在中國層出不窮地出現，其背後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十分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這一社會和政治背景就是，中國發展至今，由於過去二十年只是注重經濟發展，而忽略政治體制的相應調整，因此所有市場經濟早期的特徵以及共產黨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徵，都在今天的中國出現並不斷積聚和激化，那就是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剝削和積累，以及共產黨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的不能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以及政府、市場與獨立法治之間的關係。
如果說，過去二十年中國由於快速發展而使得這些問題雖有呈現，但還沒有上升到日益激化的地步，那麼當今天的中國，官商勾結日益明顯，貧富不均日益突出的情況下，上述的深層次問題就已不容人們迴避了。而恰恰是這一代中國領導人上任的十年裡，一方面是中國經濟依然維持高速增長，中國的外匯儲備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中國經濟規模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另一方面則是社會矛盾日益激化。零二年的廣州孫志剛事件成為媒體焦點，同時在媒體追蹤下，收容制度也迅速被取消；但今天中國各地似乎到處都是"孫志剛事件"，使得無論是地方當局還是北京當局都顧此失彼，捉襟見肘，於是只能在擔心社會和政治穩定的情況下，重新撿起最陳舊、最落後的封殺媒體的方法。
北京內部分歧嚴重
從胡錦濤、溫家寶上臺十年的表現來看，也可以明顯看出這一點。胡錦濤上任伊始，不但倡導回歸憲政，而且"非典"一役,，其務實和幹練也為人們所稱道。但將近十年過去了，胡錦濤似乎變得越來越保守，而溫家寶則一味在海外呼喚政治體制改革，似乎透出即將下臺之際的焦慮和留下政治遺產的願望。其背景當然是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展開，中國高層的特殊利益集團已日益緊密，以至於已到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步，最後導致誰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都不敢輕舉妄動。
正是這樣的情況下，胡溫兩人的分歧也日益彰顯，最近中國官方媒體發表措辭嚴厲的文章，要求中共官員"不管職務有多高"都要"遵守黨的紀律"，被海外媒體普遍解讀為暗中批判溫家寶。近日新華社又發表文章談論這一問題。
但一方面，中國日益激化的社會卻也正以加速度向前發展，由拆遷、強征而引起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層出不窮。面對這一情況，北京高層出現了嚴重的思想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對此必須以剛性維穩才能解決，另一種則認為必須顧及底層百姓的疾苦。與此同時，面對中國社會正在產生的必然多元化的趨勢，北京內部也產生嚴重分歧，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遵循市場經濟的邏輯繼續向前發展，逐步消化現有問題，另一種保守思維則認為，必須警惕西方國家的陷阱和顛覆陰謀。本欄文章上週引述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的文章就集中代表了後一種保守的觀點。
《人民日報》最近發表的文章，表面上看似乎是開明思維的表現，但這種開明究竟是否意味著對法治進程和公民社會的同樣開明？現在看來仍是一個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