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已經是近30年前的事了，錢鍾書先生預見到電腦在中文文獻整理中的巨大作用，指令田奕女史等人開始研究。到今天，當田女史靜靜地把她們整理的《永樂大典本水經注》一書擺到我面前，我才深深感覺到，她們做了一件多麼偉大的工作。
《水經注》被考據家們搞得面目全非
自從一千七八百年前桑欽撰寫《水經》，被北魏酈道元加上「注」成為《水經注》以來，由於他們所考據的中華民族當時地域河流人文歷史相當詳實，共311566字，被歷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者奉為瑰寶，也成為經常被今天中國旅遊文化經常被引以為據的源頭。按酈道元本意，他是「考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輯綜川流注沿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粗陳所由」（《永樂大典本水經注》P461）。這樣一種嚴肅的學風與成績，如果我們民族有他這樣向前看的傳統，能夠沿著他所開拓的思路與實際調查的作風，過一段時間就出一部《新水經》，何愁對於自己民族的歷史地理模模糊糊！
但最可惜的還不是我們至今沒有一部《新水經注》，而是荒唐地連這本並沒有丟失的原《水經注》，也被二百年來的考據家們搞得面目全非了。宋朝殘本不去說了，明朝最權威最龐大的《永樂大典》類書中，在卷11127至卷11141全文收錄了《水經注》。全部是手抄，開首寫明桑欽撰，酈道元注，每卷後有重錄總校官名、分校官名、書寫者名、圈點者名。《水經》本文用大號字書寫，《注》用小號字書寫。但手抄書就會留下手抄的毛病，例如錯簡、錯字、漏字、難認字等。只要後人校讎得當，是容易糾正的。只是後來《永樂大典》歷經改朝換代，社會動亂，被連偷帶賣和毀，現在存世的僅有八百多卷（在大陸僅存百餘卷）。幸運的是《水經注》全在其中，但可惜的是被篡改了。
最大的篡改者是18世紀後期奉清朝皇帝命令修纂《四庫全書》的紀曉嵐，以及他的部下戴東原等。紀先生宣布「明以來絕無善本」，但他又以自稱找到的明朝末年朱謀（土韋）的《水經注》做底本，然後用「永樂大典所引各案水名逐條參校」（《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69史部地理類二，中華書局，1965年6月，P610）。此後至今二百年間，一直沒有人見到有朱本出現，紀的話成為缺乏歷史根據的空頭支票。那麼，紀先生所說《水經注》引用的《永樂大典》本，他自己真正見過和利用過嗎？根據他在書中大量修改的內容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懷疑他並沒有利用，也許他根本就沒有見到過。他如此說法，只能從非學術角度去解釋了。至於具體進行《水經注》校對的戴先生，更顯然沒有見過大典本，他根本就不是用大典本做校對的底本。他們施展一連串傳統的「想當然」的本領，只要能滿足他們的自圓其說，《水經》本文與注之間可以隨便換位，可以隨意增添內容，可以隨意刪減內容。這些措施，還是在一套已經純熟的引經據典的手法下進行的。但由於其代表皇帝的權威性，在不容質疑的前提下，這部亂編出來的《水經注》四庫全書本，居然在中國文化史中風光百餘年，至今似乎依然。
作為一部實證性很強的《水經》與《水經注》，面對這個版本，有沒有中國學人試圖從中國大地上實地考察其準確性呢？筆者所知有限，恐怕是沒有。傳統中國文人沒有行為實證一說已經很久了。他們剩下來的只是從文字到文字的「考察」、「訓詁」。殊不知，紀先生他們所玩的文字把戲已經登峰造極，以訓詁對「訓詁」，從訓詁來，到訓詁去，不管贊成派或懷疑派，結果是誰也沒有鑽出來。
懷疑的學者聲音也時有，但直到20世紀初期，楊守敬先生做完《水經註疏》，也沒有搞清楚其底本問題。 王國維先生，在1922年從歸安蔣氏傳書堂假得大典本《水經注》半部，拿來與四庫本對校，然後發表文章，直接批評戴東原「不獨原誣大典本」，「且有私改大典假托底本之跡」，「竊書之案，幾成定讞」。（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2）這是一種真正學者的態度與原則，並且據學者的良知而直言。
既然提出底本問題，關鍵就看能否找到大典本了。《永樂大典》散失混亂，這《水經注》大典本15卷8冊早已經不在一個藏書樓中。（紀先生動用國家的力量也沒有找到）偏偏近代中國出版界元老張元濟先生有心，按照當時中國新史學原則：「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工夫不負有心人，他不單找到分落兩處的大典本，並且全文影印出版。時間應該在1935年前後，他自己寫的跋文中說，大典本《水經注》「分裝八冊，全書俱存，一無欠闕。前八卷今存於涵芬樓，後七卷為高陽李氏所得。余嘗通假，並印入《續古逸叢書》」。「今見是本，祗有經注字分大小，並無所謂‘注中之注’。館臣親睹是書，且定為出自宋槧善本，自可直捷指明，據此以正趙（一清）之訛，何必隱約其詞，使後之人紛紜聚訟，讀者亦莫之適從，殊不可解。」「今何幸異書特出，百數十年之癥結渙然冰釋。是書之幸也。亦讀者之幸也。」（《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商務印書館，P521）張前輩給後人做出一個實際的榜樣，但是依然沒有壓住相關的辯論。這也許恰是中國文化的又一個特色，就是「真理並不一定越辯越明」，而是糾纏在人際衝突中。如胡適先生就是另外一種代表。他一生鍾愛《水經注》，但卻一直為戴東原做免費的辯護士，一直到他的晚年。1952年在臺灣大學演講時，他才部分確定說：《永樂大典》中的《水經注》，「戴東原也沒有看到。」
即使到了今天，1999年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楊守敬著《水經註疏》，還是重申抱殘守缺的重要性，也才引發田奕女史等人在2005年開始探求此問題，其動因還是錢鍾書先生早些年的指示。她們在基本全部瀏覽相關史書之後，選擇底本問題為突破口。她們無疑是在繼承王國維、張元濟等大師們的事業，但是如何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呢？必須說明的是，她們與前輩不同之處，除了創新精神，還在於她們擁有了自己創建的掃葉公司的古典數字文獻館。人依靠電腦，電腦又聽從有智慧的人的指揮，她們很輕鬆地將大典本和目前通行本（1999年江蘇新印本）在電腦中字字對應比較，於是清晰準確到每一個字、每一個字的筆畫的結果就擺在面前，結論絲毫不用添油加醋，最終也就有了《永樂大典本水經注》的出版。
顯然，21世紀的中國年輕人，已經利用現代科學技術與有訓詁學訓練的頭腦，把二百年來的《水經注》原本之爭，提升到一個全新的層面上了。原則還是老話一句：拿證據來。
年輕人們用電腦校讎的部分結果
田奕等人校讎的部分結果，先用一個表格說明（見表一）：
真是觸目驚心！僅說《水經》本文被通行本認刻到《水經注》中的就有513條，5775個字，幾乎佔《水經》原文的一半。如果我們把通行本不符合大典底本的差錯全部加到一起，就是有772條，8806字，也是驚人的數目。要知道，古人惜字如金，改一個字，就很可能將其內容改得天差地遠。現在通行本改動近9千字，這書還能讓人信服嗎？
再換一個電腦統計出來的一卷書中情況（見表二）：
這兩個統計，相輔相成，說明一個事實，就是現代古籍的重印工作，如果底本選擇有不當，還是會重複古人早已經犯過的錯誤。而解決的關鍵，除了有知識的頭腦，還要有經得起驗證的電腦數字文獻館。
通行本《水經注》內容差錯的緣由有三方面：
⑴把經文改到注中，把注改到經文中，增多內容，脫減內容，全是校讎者與領導者的主觀判斷。古代官修類書，其編纂體例帶有皇權色彩，也由於旱澇保收的大鍋飯制度，導致質量參差不齊，在清代更有文字獄的慘烈背景，令校讎者為難多多。他們只對皇帝負責，拿到政績就行。他們不需要對讀者、對歷史負責。至於脫離封建社會的後人編校者就不同了，他們有責任。
⑵通行本在沒有充分證據的情況下，對經文和注文增補190處，計1716字。增補主要在注文，不說明增補原因，更沒有說明論證。增補的主要方法是抄引經典。這些增補內容，在大典底本中是沒有的。那麼，他們有什麼權力？有什麼根據在原書上自行增補？這也是訓詁學的一個原則問題。他們自己要寫一部新《水經注》，誰也不反對，但要把他們自己的東西說成是桑欽撰的、酈道元注的，可就違背了歷史原則，越俎代庖了。
⑶古歷史地理通過文字描述，這已經與實際地貌變遷難以相符了。更讓讀者難受的是通行本中除了增補文字，還有大量隨意性很強的刪改文字。特別是後來各註釋家的見解，全都加進去，或說改進去，幾乎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況，誰是誰非，沒有原本標尺。註釋的本意應該是給讀者一個準確信息，或至少是參考信息，但這書裡卻變成考驗難為讀者的信息。由於各個例證太多太複雜，在此不一一列舉了。
一部電腦，在有智慧的年輕人的實踐中，做成一個準確的古典數字文獻館，便能夠很輕鬆地把二百年來爭吵不休的《水經注》問題準確到每一個字地分析出全新的結論，讓人可查，更可放心地使用。這也就給現代訓詁學提供一個榜樣。正如田奕女史在書中序所介紹的錢鍾書先生的總結，以前是「由於狹隘的民族偏見，褊窄的正統觀點，封建思想的嚴重束縛和‘官樣文章’的草率敷衍，使這項艱鉅的工作有很大的缺點」，而現在是「因為有一條新路正在電腦前面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