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這一趨勢正在被加劇和固化。三十年來，國家的轉型在繼續，但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卻在逐漸陷入停頓。
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表明，中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佔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2010級農村生源僅佔17%。
拿到班級花名冊時，陸銘注意到了大多數同學沒有留意的一個細節——全班60多位同學，農村籍學生只有5個左右。
作為北京大學某文科院系2009級1班的班長，陸銘此前一直以為，通過高考選拔獲得中國這所頂尖大學通行證的同齡人，多數該有著和他類似的成長經歷：出身農村，家境貧寒，獨立自強，品學兼優。
這是這名來自四川的22歲寒門少年從小被灌輸並認定的世界觀：知識改變命運，逆境輩出英傑。
現在，手上的花名冊顛覆了他的信仰。而這正是眼下中國名校生源變遷的縮影。
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1978∼2005年近30年間北大學生的家庭出身發現，1978∼1998年，來自農村的北大學子比例約佔三成，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農村子弟只佔一成左右。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2010級王斯敏等幾位本科生在清華2010級學生中做的抽樣調查顯示，農村生源佔總人數的17%。那年的高考考場裡，全國農村考生的比例是62%。
不僅僅是北大清華。教育學者楊東平主持的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調研得出，中國國家重點大學裡的農村學生比例自1990年代開始不斷滑落。
2008年12月，總理溫家寶在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百年大計 教育為本》中也感慨，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裡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甚至還要高，現在不同了，農村學生的比重下降了;本來經濟社會發展了，但是他們上高職、上大學的比重卻下降了。
哪些障礙，墊高了陸銘這樣的孩子考入名校的門檻？封鎖了他們努力向上攀爬的通道？知識改變了陸銘的命運，可絕大多數寒門子弟還有機會改變自己命運的嗎？
在北大校園，陸銘鮮有同鄉，畢業於縣級中學的他也沒校友可聚，他是傳奇，但成了孤獨的傳奇；眼下，什麼樣的年輕人才最有可能上北大清華？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社科系講師晉軍指導了他的學生完成對清華生源狀況的調研。在課堂上，他也常對學生做隨機調查，提問包括來自的地方，父母的職業，上大學前去過的最遠的地方等。
調查做了兩年，指向高度集中：一名清華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這樣的，晉軍說，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務員和教師，每年與父母起碼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國遊學的經歷。
北大校園裡，學者廉思所在的北大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成立了一個返鄉調查計畫，以為學生支付回家硬座火車票的方式，鼓勵他們假期回到家鄉，完成一篇調研報告。今年，這個計畫不得不暫停。
申請經費的學生一直不多，且一年比一年少，今年乾脆就沒有了。廉思說，農村學生越來越少，對大多北大學子而言，一張免費硬座火車票實在太沒吸引力，臥鋪、飛機，才是回家的主流方式。
在一位復旦大學招生辦老師的印象中，這幾年被招進復旦的寒門子弟的人數不斷減少，大多數學生的父母都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與體面的社會地位。無論是招進來的，還是從來沒機會進入我們視野的年輕人，他們都在複製父輩的模樣。他說。
學習刻苦，成績不錯的寒門少年都去了哪兒？
教育學者楊東平的研究顯示，農村學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與專科院校。以湖北省為例，2002~2007年5年間，考取專科的農村生源比例從 39%提高到62%，以軍事、師範等方向為主的提前批次錄取的比例亦從33%升至57%。而在重點高校，中產家庭、官員、公務員子女則是城鄉無業、失業人員子女的17倍。
向上流動倍感艱難的不僅僅是農村少年。2004年，廈門大學教育學院課題組對全國34所高校的生源狀況進行調查後發現，普通工人階級子女考入重點高校與普通高校的比例分別減少了7.9%與5.6%。
學者廉思更為人知的身份是蟻族概念的提出者與《蟻族》一書的作者。他與團隊走訪的蟻族，家庭狀況與所考入的學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
連專科都考不上或不願讀的少年大有人在。廉思曾選取了河北一座普通村莊作為研究樣本，那兒濃縮了中國基層凋敗的模樣－－馬路上平常看不到什麼人，一旦鬧出點什麼動靜，一大幫無所事事的年輕人立即唿啦啦地從網吧、桌球室裡湧了出來。
看著他們在轉型期中國一小片瀰漫著塵土與工廠粉塵的土地上揮舞著年輕的肢體，廉思開始覺得，國家的轉型在繼續，但個體命運的轉型，卻在陷入停頓。
南京大學為貧困學生設立的入學綠色通道，但能走到通道前的寒門子弟已越來越少。
那扇門在高考前就被關上了
仝十一妹一直慶幸，自己在上帝關上門的前幾秒及時跳了出來。這位來自河北滄州農村的24歲女孩，現在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研一學生。
兒時，這名在家族中排行第十一的女生就被家人告知，自己的命運是可以改變的，改變命運，要麼唸書，要麼參軍。她的伯伯與堂哥，就是通過參軍，在城市裡過上了體面的生活。
上世紀80∼90年代中期的高考升學率低，但仍舊讓寒門子弟心懷憧憬。據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劉雲杉統計，1978-1998年，北大農村戶籍學生的比例在20%-40%之間，1980年代中後期是農家子弟用知識改變命運的黃金期，三成多北大學子出自寒門。
彼時，中國正值社會結構鬆動，社會階層流動活躍，底層成為這一階段社會變革中的受益者。寒門英傑輩出，是那個時代最溫暖人心的變遷。
仝十一妹的小學、初中分別在鄉村與縣城度過。中考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母親為成績一路優異的她報考了衡水中學。在這所將應試教育發揮到極致的軍營式河北省超級中學，仝十一妹與來自全省最優秀的同齡人度過了緊張且競爭激烈的三年，2006年，她以年級第15的排名，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那一年，衡水中學考上北大清華的學生共42名，佔據兩所高校分配給河北省名額的33.87%。
如果我當時留在縣城念高中，我肯定考不上北大。;仝十一妹說，那一年，她所畢業的縣城中學年級排名第一的學生，也只是考上了南方一所二線名校。
這是優質教育資源高度集中的徵兆。超級中學是各省重點中學的升級版，它們大多位於省會城市，擁有豐厚的教育經費與政策支持，像抽水機般吸納當地及周邊縣城最優秀的學生與最優秀的老師，每年幾乎壟斷了其所在省份北大清華的名額。
清華大學社科系講師晉軍指導的本科生調研團隊以陝西省為樣本，統計出當地兩所超級中學在2008-2010年3年中，考入北大清華的學生佔全省名額的六成余，過去七年，陝西省的15位文理科狀元，11位來自這兩所學校。
這是超級中學與省重點中學選拔機制的結果：根據單獨招考成績，排在最前的直接入學，後面的根據相差的分數繳納贊助費，此外還普遍存在拼爹媽的條子生、擇校生。農村孩子，尤其是遠離省會城市的農村孩子，即便再努力，表現再好，考入超級中學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超級中學的出現，很大程度成就於近年系列高考新政，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機會，大多被各省最富競爭力的高中包攬。例如，全國十三所外國語學校，每年最優秀的學生都可直接保送進入北大清華。陝西超級中學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北大清華在陝西自主招生名額的98.9%、保送名額的97.3%，被西安的五大名校壟斷。
裸分考上北大清華的機率越來越小。據來自北大招生辦的信息，2010年北大在某省招收的70名文理科學生中，只有10人沒有任何加分，其餘60人則通過自主招生加分、政策性加分、保送的途徑邁入北大。他們絕大多數出自超級中學。
這是中國高中版的馬太效應，在高考系列新政的助力下，那些最富競爭力的重點高中實力越來越強，迅速升級為超級中學。絕大多數的普通高中與縣城高中，被遠遠甩在了後面。
這臺隱形的抽水機還在繼續高速運轉，向上抽離的垂直距離還在不斷延長。
如果再晚生幾年，仝十一妹說，我家沒條件送我到縣城讀小學，我就沒有辦法考上縣城中學，更沒機會進衡水中學，進不了衡水中學，考北大？根本不敢想！
教育學者楊東平眼下正在研究北京小升初之現狀。在他看來，這一義務教育的過程已然演變為競爭慘烈程度遠勝於高考的競技教育。
這一被大大拉長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把低收入家庭排斥在外了。楊東平說，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又疊加了優越家庭的優勢，寒門子弟拿什麼和他們競爭？靠什麼改變命運？
在北大，陸銘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特殊：出身寒門，畢業於一所縣城中學，高考沒有加分。
過去幾十年中，高考向弱勢群體傾斜的補償性政策對象主要包括少數民族學生、烈士子女等。但較之特長生加分、自主招生加分、奧賽等加分，比例與力度顯然偏小。
對於陸銘來說，最有可能的加分是獲得省三好或省優干，但這些有限的名額往往更容易被超級中學及省級重點獲得。總之，陸銘沒有盼來這項可以決定自己命運的榮譽。最頂尖的考生之間分數往往只有一兩分之差，而省三好的加分是20分，省優干的加分是10分。
自主招生是2003年的高考新政，它賦予部分名校招攬傑出少年的自由裁量權，有機會通過這一途逕直通名校的，是超級中學與省級重點中學的學生。
在甘肅會寧這座以寒窗苦讀聞名的狀元縣做實證研究時，清華新聞學院09級本科生張曄遇上了一名垂頭喪氣的農村少年，這位被學校推薦參加自主招生考試的學生剛從考場上下來。很多題目，他連看都看不懂。張曄說。
自主招生的考題涉及面廣，往往是城市孩子才可能接觸到的事物，比如五線譜，比如殲十;
清華社科2010級的陳美詩則在自主招生考試中遇到了一道關於費孝通在哪裡上大學的題目，她說：我在進清華前連費孝通是誰都不知道，這題清華附中的孩子可就都知道了。;
藝術加分與寒門子弟更是絕緣。來自北京大學招生辦的資料顯示，最近五年北大招收的體育特長生絕大部分來自東部地區，七成來自大中城市，來自農村的只有6%；而藝術特長生，迄今沒有一位來自農村。
同樣作為農村孩子，出生於黑龍江的宋永亮遠沒有陸銘的學習稟賦與運氣。2002年，他從縣城中學考入了黑河學院，1999年高考擴招後，進入類似的普通地方院校是這所縣城中學學生最尋常的出路。
高考擴招後，寒門子弟考大學不難，難就難在四年後，拿什麼改變家族命運？;畢業之後，宋永亮旋即陷入就業痛苦。
其他同學的經歷也不相上下，有人至今還無力還清助學貸款。他們也大都出生於農村及鄉鎮，畢業於當地的縣城中學，家中日漸老去的父母還盼著他們從此改變一家的生活際遇。
楊東平對比研究了中國高考擴招前與擴招後，寒門子弟獲得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變遷。幾組抽樣調查數據均顯示，2000年後，省屬地方院校新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高達六成以上，而在重點研究型大學裡，農村生源比例一路走低。北京大學的農村學生比例在1980年代達到頂點後一路走低，跌幅在1998年擴招後更加劇烈，眼下僅剩一成多。
北京大學副教授劉雲杉將農村城市化的進度與農村生源考入重點大學機率下降的速度對比分析得出，前者的速度遠低於後者。換言之，農村人口的減少，並非名校農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這意味著，中國高校擴招後，並沒有增加寒門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楊東平說，相反，普通高校文憑的市場競爭力在擴招後越來越弱，寒門子弟改變命運的難度越來越大。
眼下，宋永亮在一間培訓學校做銷售經理，經過5年的奮鬥，他終於可以住在北京五環外一間早上醒來可以看到陽光的出租屋。當年和他一起北漂的同學都回去了，在縣城，或周邊城市打工。在北京，黑河學院的文憑，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手。
宋永亮熱愛北京。這座城市與他從未有機會上過的超級中學一樣，像抽水機般將最優質的資源、機會、人才與財富從四面八方抽離、集中。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這個國家過去二十載社會變遷的切麵；稅制改革與國企改革使資源向城市集中，財政收入向上級集中，基層政府越來越弱，農村走向凋敝。
他的農村老家距離北京一千多公里，儼然是另一個世界，節奏緩慢，機會寥寥。馬路上，出現越來越多乾脆放棄高考，游手好閑的小青年，帶著一種末世感追逐著當下；其他一些留守村莊或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們，他們保守本分，複製著父輩的命運。
他不喜歡籠罩著家鄉的失敗人生的氣味。
陸銘也回不去了。寒假回家，他與小學、初中同學的聯繫越來越少，圍坐在這位清華大學高材生旁邊，那些在縣城工作或從外地打工返鄉過年的同學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唯一一個共同的話題是：他們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仍然保有向上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