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書展，報導說司徒華回憶錄首發八千冊，銷售一空——這是我們出版界的一個創記錄的消息。司徒華先生（1931—2011）不是明星偶像，不是暢銷書作家，他的魅力在哪裡？
一位小學教師出身，參與社會運動，最後成為香港人維護自身權利的最有號召力的領袖，他的對手最初是英國殖民統治者，後來是中國共產黨。為此，他付出畢生的精力。他沒有婚娶，沒有子女，他的愛留給了他的學生、親友和渴望自由民主的人們。他沒有顯赫的威名與榮耀，但他實際上已經是香港人心中的聖人。這就是華叔——司徒華。
自認人生兩大事：不結婚、不入黨
這本回憶錄是華叔的個人傳記，也是香港開埠以來一個相信是空前絕後的時代的見證。這個時代大致是戰後迄今的六十年，香港從英國的一個穩定的東方殖民地，逐漸轉化為一個和中國關係日趨密切，最後成為五星旗下的行政特區。她沒有像西方殖民地那樣實現獨立，也沒有像上海、廣州那樣被共產黨「解放」，成為當今世上一個絕無僅有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歷史背景孕育了有異於香港重商傳統的民主運動。這個運動在「九七回歸」的巨大衝擊下得到激活與深化。而香港英治文化的非政治化與非中文化，又凸顯香港左派勢力的影響——這些都反映在司徒華的人生道路上。
他的回憶錄的最可貴之處，我認為就是真實地描述了一個滿懷民族主義激情的左派青年怎樣轉變成一位反抗中共極權主義的英勇戰士並獲得香港市民的高度認同與崇敬。
我們初來香港時，對香港左派充滿好奇，前前後後也接觸一些港共、親共人士，從新聞角度看那是形形色色，也是無奇不有，變幻無常是常見的，都沒有華叔來得那樣透明和誠懇。例如他談到「入黨」問題時說：「總結我的一生，自問做了兩件大事：一是不結婚，沒有家累；二是拒絕加入共產黨……」。但是，他交待了八十年代許家屯拉他入黨的事，引用陳雲的一段話，表示「可做黨外共產主義者而不必入黨」的意思。許家屯還有培養他做行政長官的厚望，新華社內部也說「司徒華應該可以成為香港的李光耀」。在他病重之際，北京派出醫療組，他的回答是：謝絕統戰（令人想起《牛虻》中蒙泰尼裡看望臨刑前的牛虻）。
最近，許家屯否認說過培養他做特首的話，但我們寧可相信華叔的記敘，因為這符合他與中共關係的演變，他說八五年參選立法局時還徵求新華社的意見，許家屯承認和司徒華有約十次的會面，也未否認邀他入黨。直到北京六四屠殺，司徒華才「徹底認清中共本質，與中共決裂」。
逐漸認清中共反民主的本質
回憶錄分六部。前三部是時序為線索的縱向敘述，從家世、學友社階段，到創建教協會，投身香港民運，最後到六四轉折，領導支聯會二十一年。後三部則是人生的一些橫切麵的記憶，懷念摯友、師生情誼與患癌經過。
回憶錄顯示華叔的轉變也不是六四的一夜之間，而是多年尤其是在進入中共體制內（任基本法草委）的體驗積累而致。他說，早在反胡風時，中共將私人信件當作罪證，他就感到「是不道德的」。當草委第一次會議，決定開會時間地點都要保密，他也非常反感。八八年反對「雙查方案」中，他和李柱銘在基本法草案表決時，投了反對票，中方竟違反「不記名秘密投票」規則，在記者會上公開出來。他聆聽鄧小平談五十年不變的那次講話，親眼看到鄧小平說到興起，說如果五十年不夠，可以再加五十年——令他「愕然復凜然！」他寫道，這樣重大的事情，鄧小平怎麼可以這樣信口開河去改變？而有些與會者聽到還很高興，他卻看到中共領導人「不知法治精神為何物」……
他總結四年草委工作經驗，更看清了中共的實質：「甚麼聽取各方意見」，都是假的，他們有了主意，你休想改變他們，「基本上是一言堂」。內地很多草委來開會，從來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唯命是從。貪便宜，甚至帶家人住酒店，吃美食。有一次早餐，他和錢偉長一席，錢向他表示，香港不應該有民主制度，因為香港有很多黑社會，進行普選，政府就會被黑社會控制。華叔聽了只得苦笑。他大概沒想到錢偉長這樣的大知識份子竟有這樣離奇的想法。
華叔說，他以前只是從報紙、雜誌上認識中共，現在耳聞目睹有了親身的體驗。受到中共禮遇的人很多，但在華叔身上的反應不同，他很敏感，因為他是「民主派」，他不能同流合污，安之若素。有一次開會，他提出香港特首應該加設一個副職，即副行政長官，提議遭到許多委員勐批甚至責罵，後來才明白中方早已設計好了：一個特首比兩個特首好控制。
支聯會、教協會的成功經驗
在回憶支聯會二十年來的歷程中，華叔也不避嫌地揭露中國通港督衛奕信的親共作為，他派李鵬飛來遊說華叔解散支聯會，被華叔頂回去，而且懷疑李鵬飛的角色也不光彩。董建華則三次勸阻華叔搞六四紀念活動，都被華叔嚴辭拒絕。由二百一十個團體組成的支聯會，迄今大體未變，雖然有的團體沒有活動，但仍掛名，只有左派教聯兩個成員退會。
華叔總結支聯會「愈戰愈強大」的三條經驗是：一、所有工作人員都是義務工作者，只有一個受薪職員，大家生活簡樸，都有職業，不吃「民運飯」；二、財務嚴謹，開源節流；三、領導成員老中青三結合，穩定又不斷更新。他相信，支聯會將持續下去，直到中共平反六四。他估計平反將可能在二○二二年，即中共第五代（習近平）下臺之後。華叔任支聯會主席至生命最後一刻，他說絕無「接班人」之想，領導只能由選舉產生。每屆一年，他年年當選，義不容辭——港人都知道這個秘密：每年數萬人以上的維園燭光晚會的靈魂人物就是司徒華。他說一生創辦了兩個資歷長久的組織，一是教協會，一是支聯會。前者八萬餘人，全港第一大工會。支聯會雖無政黨功能，眾所周知其影響力不亞於一個政黨。
黃雀行動，深情寄語海外民運
回憶錄也透露支聯會營救六四民運份子的一項秘密工程「黃雀行動」的若干內幕。華叔寫道，支聯會參與者知情者只有六人，「直接向他匯報」。整個行動則由黑道走私集團負責，影藝界鄧光榮、梅艷芳亦有參與，出錢出力。共從大陸救出三、四百人，每次行動先落五至六十萬港元不等的定金，成功後再付一筆款。救出並協助政治避難的包括一名毛澤東情婦和她八歲的兒子，至今住三藩市。這些人的身份，往往要求助於港府政治部，華叔驚嘆英國情報工作的厲害，對中國的瞭解出乎想像。
華叔親手辦理的個案只有柴玲與吾爾開希。開希花錢最多，接應三次才成功，花了六十萬。救出李錄也「花了特別多錢」，過程非常艱辛曲折。華叔說，黃雀行動有些情節還不宜公開，行動的成功是因為大陸很多人同情民運人士，如柴玲住在邊境一個公安派出所樓上很長時間，無人知曉。而各級官員又貪錢。華叔寄語海外民運：希望他們老老實實生活，不做壞事，解決溫飽，找一份工作，學好當地語言，為民運工作量力而行。
作為和八十年代香港民主運動同步的媒體人，拜讀司徒華回憶錄，自有一種往事歷歷在目的親切感。記得一九九○年本刊舉行座談會邀請華叔、楊力宇教授等出席時，華叔還是一副中年扮相，我們不知道他在指揮「黃雀行動」，但已是志同道合無疑。這本回憶錄顯示當年他在政治上已堅定成熟，完全克服了年輕時的左傾幼稚病。二十年來，我們也不止一次邀請他出席活動或做訪問，包括前年《零八憲章》的新書發布會和會見一些大陸來港人士。
1990年1月正是蘇東波洶湧之際，開放雜誌舉行座談會，華叔（左四）發言預言中共將是最後一個頑固的專制堡壘。
回憶錄只圍繞香港和中港關係鋪陳，不及其他。自從江澤民橫蠻地將法輪功定為邪教後，不僅大陸官方兇狠撲殺，香港人雖未跟進，但也有不少人敬而遠之，包括一些媒體，但司徒華並未迴避他們。我記得有一次大紀元時報週年，找人題詞祝賀，只見三人刊出，第一就是華叔（第二個是我，還有一位教授）。也聽他說過，對法輪功可以各持己見，但受到迫害，應該支持他們。讓我強烈感到華叔在政治上的轉變是很徹底的，他有獨立的判斷和使命感，愛憎分明。
優雅文化氣質，改變了香港
在中方圍剿彭定康的時候，他也表現了非凡的勇氣，回憶錄第三十一章中，他對「肥彭」才識和風度非常折服。他說彭能言善辯，文學修養深厚，信心十足，充滿幽默感。針對魯平的小家氣，譏諷港英臨走大灑金錢，華叔引證說，魯平要求港英政府留下二百五十億元，彭定康走時卻留下三千多億元財政儲備金。魯平罵彭是「千古罪人」，華叔卻親書一幅橫聯「千古醉人」贈予彭定康，作為告別禮物。經李柱銘翻譯，彭定康明白後，樂不可支。可見，華叔已徹底擺脫少年反英氣盛的民族偏見。
最後，我想說說華叔的文化氣質。港人都知道華叔的書法了得，每年年宵市場，他都設檔寫「揮春」，即寫對聯，一張二十元。他說，他寫過不下一萬張，都是為支聯會籌款。這本回憶錄，從書名《大江東去》到各章，文字平白如話，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以中文為載體的民族豪情，這種豪情不是狹隘、造作的，而是健康、優美的。「青山不老生嫵媚，綠水長流自纏綿」——我每年都收到他寄來的賀卡，照例書寫一聯詩句，格外雅緻。
他說，他和李柱銘曾有一個分工，他負責支聯會，馬丁負責民主黨。其實，他們更本質的分工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這是他們各有所長的教育背景決定的。而使用中文粵語的香港社會的本土民眾，正是蘊藏華叔政治資源的沃土，也是他的中文優勢得以盡情發揮的舞臺。華叔和李柱銘的合作構成了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的一道獨特的政治景色。
在這個特定的底色上，泛湧起香港四十年的民主浪潮，眾聲喧嘩，響徹雲霄，創造了當代華人世界反中共一黨專制的無與倫比的場面。傳統的香港變了。司徒華是弄潮兒，是樂隊指揮，如果香港的高度自治能夠實現並永存的話，他將是第一個香港的民族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