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了徹底消滅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中不滿的聲音，採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鼓勵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資料圖片）
1956年，基於國內外的嚴峻形勢，毛澤東為了徹底消滅民眾特別是知識份子中不滿的聲音，採取了「引蛇出洞」的方式，鼓勵知識份子給中共提意見。對於毛和中共的姿態，一些曾深受其害的知識份子沒有上當，但還是有不少天真的知識份子坦誠相見。這些知識份子所提的意見，不僅切中了中共一黨專制下日益彰顯的弊病，表達了對民主的訴求，而且部分言論更直指中共黨魁毛澤東。五十多年前的真知灼見讓今天的我們亦感慨萬分。
如機械科學研究院副院長雷天覺就問道：「黨究竟應在國家之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迄今這個問題也沒有過時。根據中共1954年制定的憲法，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可中共這個所謂的「先鋒隊」什麼時候代表過工人階級的利益呢？如果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怎能領導中國呢？
與之相近似的質疑還來自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廣西自治區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等人。曲北韋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
李任仁的意見是：「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一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
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的則貼出一張大字報說：「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交通部部長、民盟副主席章伯鈞對「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總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意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什麼意見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案，向大會宣布，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沒有說話的餘地，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為此，他提出搞「政治設計院」的主張。
1936年參加中共的山東農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假若是在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產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
而《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的矛頭是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週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1956年6月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了一次發言。他說「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因此他質問為何現在的12 位副總理沒有一個非黨人士。
1957年6月2日，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了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北京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公開為胡風抱不平：「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兩年還不公布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臺，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來自全國各地質疑中共一黨專政和毛統治的聲音讓中共很是惱火。隨著鳴放言論的激烈，毛和中共已經決定收網了，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其結果就是所有提出質疑聲音的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其中還有一些20多歲的學生。他們的青春不僅從此葬送，而且從此陷入了不斷被「整」的噩夢中，甚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比如北大新聞系的林昭。
反右運動加強了中共的極權統治，讓眾多的知識份子對政治噤若寒蟬。一些人選擇了沉默自保，一些人則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原本應擁有士大夫氣節的知識份子就這樣被摧垮了意志。
不過，我們不應忘記的是，五十多年前，有一批勇敢的人，站出來表達了對中共一黨專政的不滿。五十多年後，面對依舊沒有改變的現實，我們是否也應該勇敢地站出來，對中共政權說「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