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永嘉商界女強人施曉潔出逃並迅即落入法網成為近期媒體關注焦點。
溫州永嘉商界女強人施曉潔出逃並迅即落入法網成為近期媒體關注焦點。
她從事的職業是開擔保公司募集高利貸，為當地龍頭民營企業順吉集團融資。
9月21日，她和丈夫攜款潛逃，後被當地警方抓獲。她的涉案金額可能高達13億。在民間金融最活躍的溫州，發生類似案件令人扼腕，但卻也可以理解。麻煩的是，隨著案發後多名債主到順吉集團追討欠款，一批放高利貸的公務員隨之浮出水面。
媒體披露，據估算其中八成債主是公務員，有的級別很高。而由於身份特殊，這些債主都只想「低調」處理回收資金，更不願意訴諸法律將自身資金曝光。
如此巨額「官銀」的出現使人不禁浮想聯翩。其中多少是自有合法資金，多少是貪腐黑金都有賴當地警方調查求證。
但按照更普遍的運作模式，由於民間高利貸處於非法運作的灰色地帶，多立足於人情社會積累的信任感，在親朋好友之類的熟人之間展開，具有極強的隱蔽性，也為依法查處增加了難度。自然也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絕佳的溫床。
在這場不見光的遊戲中，官員利用手中職權，以「辦事通融」和「放高利貸」進行交換。也就是說，官員通過為房貸公司辦事獲取放高利貸的機會。這比一般的錢權交易更有技術含量。背後潛伏的一個更大的秘密是：官員由於地位身份特殊，更容易募集到更多的閒散民間資本，成為其上線，其「保護傘」作用和融資
她從事的職業是開擔保公司募集高利貸，為當地龍頭民營企業順吉集團融資。
9月21日，她和丈夫攜款潛逃，後被當地警方抓獲。她的涉案金額可能高達13億。
在民間金融最活躍的溫州，發生類似案件令人扼腕，但卻也可以理解。麻煩的是，隨著案發後多名債主到順吉集團追討欠款，一批放高利貸的公務員隨之浮出水面。
媒體披露，據估算其中八成債主是公務員，有的級別很高。而由於身份特殊，這些債主都只想「低調」處理回收資金，更不願意訴諸法律將自身資金曝光。
如此巨額「官銀」的出現使人不禁浮想聯翩。其中多少是自有合法資金，多少是貪腐黑金都有賴當地警方調查求證。
但按照更普遍的運作模式，由於民間高利貸處於非法運作的灰色地帶，多立足於人情社會積累的信任感，在親朋好友之類的熟人之間展開，具有極強的隱蔽性，也為依法查處增加了難度。自然也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絕佳的溫床。
在這場不見光的遊戲中，官員利用手中職權，以「辦事通融」和「放高利貸」進行交換。也就是說，官員通過為房貸公司辦事獲取放高利貸的機會。這比一般的錢權交易更有技術含量。背後潛伏的一個更大的秘密是：官員由於地位身份特殊，更容易募集到更多的閒散民間資本，成為其上線，其「保護傘」作用和融資能力自然會受到擔保公司青睞。
官員之所以積極挺進高利貸領域，首先是受到巨大利益誘惑。據悉，溫州民間借貸資金利率在24%到140%之間，最高的年息達到140%以上。如此超高利率顯然遠遠政策規定的4倍於同期銀行利率的上線，甚至構成金融犯罪。但由於官員不是最終的操盤手，因此一旦鬧出事端，反而能以受害者身份怒討公道。
這暴露出兩個制度缺失：一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不健全，導致其收入不公開，因此很難甄別其從事高利貸的資金來源是否合法；二是我國目前對黨員幹部經商炒股等行為有明確禁令，但對於其從事高利貸卻在制度上嚴重滯後。在民間金融發達的浙江省，目前也僅有江山市出臺了《關於禁止黨員、國家工作人員參與非法民間融資的意見》，但由於缺乏配套法規，真正實施起來談何容易。
於是，官員利用高利貸實現變相權力尋租竟成為一個公開的秘密。
更深刻的背景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和民間資本缺乏合法出路的雙重困境產生的疊加效應。
儘管中央不斷出臺利好政策，各大商業銀行甚至推出了面向中小企業的融資部門，開闢綠色通道，但出於控制風險考量，加上效率低下，手續複雜，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始終未獲根本緩解，尤其是今年以來，中央政府收緊銀行信貸——5月就少貸出1000億資金，無疑受衝擊最大的仍是缺乏政策、資源優勢的中小企業。
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缺乏正當合法的融資渠道等原因，溫州企業居然出現了三天一跑路五天一命案的現象，令人無比痛心。
在浙江，保守估計，沉澱的民間資本至少在1萬億以上，其中不少在房地產繁榮時期充當了炒房主力軍，後又因炒作大蒜、綠豆等農產品備受詬病，但更多的扮演了洗劫實體經濟的高利貸。
這一方面暴露出監管能力和手段的滯後，另一方面也說明民間金融缺乏法治的規範和護佑。一部《民間信貸法》熱議了16年，由於種種原因始終難產，背後是混亂無序的高利貸如脫韁野馬一路狂奔。
民間資本之所以心甘情願地與公務員合作，並被中小企業廣泛接受，是在提醒所有人：民間金融該駛入法治化軌道了——與其被權力暗中尋租，不如體面地成為企業的效益和國家的稅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