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學者必有師。上古時代，很早就出現了教師這一職業。但那時的教師是什麼樣，其風範若何，由於無文獻記載，後人已很難稽考。
傳說堯帝和舜帝在位的時候，曾經任命契這個人作「司徒」。「司徒」這個稱謂，後來演變為一種官職，推其本義，就是管理和教育學生的意思，也就是現在的教師。堯舜為什麼要任命一個「司徒」呢？因為當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社會風氣不正、天下大亂，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所以要找個人出來管一管，怎麼管？當時的說法是---「敬敷五教」。
「敬敷五教」在中國教育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研討的命題。首先，這裡面提出了實施教育的目的，即「五教」。「五教」是針對五種主要的社會人際關係來實施教育。古人認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是構成社會最重要的五種人際關係，稱為「五倫」。「五倫」是自然而然的，既是人的天性，又是自然的規律。
順應著人的天性可以建構起社會倫理基礎，遵循著自然的規律可以建立起社會道德標準，這既是教育的應有之義，也是文明社會的開端、和諧社會的基礎。後來孟子又進一步將「五教」表述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之成為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內容，亦成為數千年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由此我們可以瞭解，中國教育的源頭活水是做人教育，而非知識傳授。古代聖賢相信，只有教育學生學會理解和處理好這五種社會人際關係，學會做人，才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個人人生幸福、家庭美滿、事業成功，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
其次，「敬」、「敷」兩字也值得回味。「敬」是對教育者職業態度的要求，「聖賢進德修業，不離一敬」。「敬」的反義詞是「肆」，就是隨意、放任、不負責任的意思，就是無法履行教書育人的責任。「敷」是傳播、流布的意思，教師要傳經佈道，不僅自己懂得做人的道理，還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兼愛他人和誨人不倦的精神。
按照這樣的標準，堯舜最終選用契作了司徒，承擔起育人的重任。契是商代的祖先，曾經協助大禹治水，表現出了很高的才能。但作為教師，僅有高人一籌的才能是不夠的。關於契，《列女傳》稱「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可見契的成就主要不是因為他治理過水災，而在於他「能育其教」---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貢獻，因而為當時和後世的人們所紀念。契的秉性是「聰明而仁」，「聰明」是天賦，是見識；「仁」是愛心，是品格。二者兼具，故能擔負起育人的責任，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學高為師，身正為範」，或者叫做「德才兼備」。只有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去做教師。契這個人，恐怕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為後世樹立起來的第一個師表風範，他身上體現出的「聰明而仁」的秉性，也可視為我國最早的教師職業道德標準。
春秋戰國時期，又是一個天下擾攘、充滿紛爭的年代，於是有百家諸子並起，為亂世開太平藥方。諸子其實都是職業教師，私人講學，坐而論道，各有一班學生相追隨。諸子雖然不是別人任命出來的教師，但也應是循循善誘、諳通育人之道的教育家，否則怎麼會有那麼多生徒前來追隨呢？是故在他們的著作中，也保存下來許多有關教育和教師的論述，雖吉光片羽，卻彌足珍貴，其中很多經典的詞語，被直接引用到後世制定的師德規範中。
孔子是被尊崇為「萬古師表」的古代傑出教育家。「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他大概沒想過到處去張貼招生廣告，結果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大批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一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是知行合一的，他的教育主張來源於他的教育實踐，「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如果教師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則，又怎麼能去教育和影響學生呢？孔子教導學生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他自己也是這麼去做的。對此，孔子的學生子貢評價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在他的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體現出來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這與前面談到的契的「聰明而仁」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不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範的最高追求？
朱熹手訂《白鹿洞教條》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剛剛出任南康軍（今江西九江星子縣）郡守不久的大教育家朱熹，決定在廬山東麓的白鹿洞創辦書院。在這裡，他親手制訂了著名的《白鹿洞教條》：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立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
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值得特別紀念的一件大事。由於朱熹的提倡和努力，白鹿洞書院不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弦歌不輟，發展成為「天下書院之首」，「代表了中國近世七百年的宋學大趨勢」（胡適），並開啟了近千年來古代書院的教育傳統。朱熹手訂的這則《白鹿洞教條》，更是被歷代教育家作為師德信條而奉持不渝。例如明代大學者、教育家王陽明就曾說過：「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
「白鹿洞教條」既是學生求知問學的條規，也是教師從事教育的規範，兩者是統一的。對此，朱熹解釋說：「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辭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這就是說，在教育實踐中，教與學是統一的，古往今來教育的宗旨只有一個：就是要實行做人教育，而不是將教育視為追求個人功利的手段。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說：「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可見，古今歷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反對功利主義教育的。
「白鹿洞教條」系統梳理了古代先賢，尤其是先秦儒家關於教育問題的經典論述：首先，明確孟子提出的「五教」主張即是教育的宗旨，「學者學此而已」。其次，將孔子《中庸》中提出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教書育人的門逕。並且強調說，前面四者，是為了窮理致知，屬於認識的範疇，後面的「篤行」則是實踐。朱熹一向認為，《中庸》是孔子「傳授心法」之作，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教育命題，值得終身品味。此後，王陽明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致知力行」、「知行合一」的主張，這些見解和主張，對於我們糾正當前教育工作的偏失，也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
其後列出的「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都是「篤行之事」，皆屬實踐範疇。朱熹認為，人的認識不能脫離實踐，實踐能提升人的認識，「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這個循環反覆的過程，就是教育的過程。
對於教育者自身而言，更應以此作為「規矩禁防」，在此過程中不斷修身進德，「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之當愛，無一事非吾職之所當為。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
這是我國古代關於師德規範最完整、最清晰的一次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