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電影曾是世界電影藝術中獨樹一幟、自成體系的電影流派。1994年到1995年，《烈日灼人》在國際上連獲大獎，吹響了俄羅斯電影復興的號角。
1994年，《烈日灼人》給他帶來了職業生涯的巔峰，該片在當年的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角逐中惜敗於《低俗小說》，和張藝謀的《活著》一起拿到評審團大獎。1995年，《烈日灼人》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大獎。在頒獎晚會上，米哈爾科夫帶著女兒娜佳一起領獎，他激動地把娜佳舉過頭頂，成為那屆奧斯卡頒獎晚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間。米哈爾科夫坦言，對他來說，拿到奧斯卡才算成功。而《烈日灼人》頂著奧斯卡的光環，順利地與索尼簽下發行合同，並在北美拿到了2億美元的票房。
這部電影的出色在於它並沒有簡單以正反兩面講述政治鬥爭的恐怖，也沒有樹立一個完美的高大人物來對抗那個令人窒息的年代，而是通過人物無法擺脫的命運突出了那個時代的殘酷。片中氣勢恢宏的俄羅斯夏日風光的展示以及對「太陽」的象徵性運用，也讓它在視覺上傲視群雄。從此，米哈爾科夫成為了俄羅斯電影的領軍人物，人們稱他為「俄國的斯皮爾伯格」。1998年，他的作品《西伯利亞的理髮師》成為史上唯一一部在克里姆林宮召開首映式的電影。2005年他60大壽，總統普京又發賀電又親自上門祝壽。
前蘇聯時代大清洗是不能觸碰的禁區，蘇聯解體後反思斯大林時代的電影不少，但以大清洗為背景的，也只有這一部《烈日灼人》。
蘇聯的大清洗開創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先例：一個政黨將自己一半的成員逮捕，一個政權將自己多數的上層成員處決，一支軍隊的軍官團在和平時期幾乎被全部消滅，一個國家的公民看到門外有汽車停下就懷疑自己將被逮捕——它是蘇聯歷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時期。大清洗的直接導火索是蘇共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遇刺。基洛夫在黨內資格不老，卻擁有極高聲望。
1934年12月1日夜，一個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爾尼宮內近距離槍殺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後供稱，刺殺動機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糾葛。
基洛夫之死最廣泛的一種說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的，因為他迅速上升的聲望威脅到了斯大林。其實，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親密政治盟友，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戰勝黨內對手季諾維也夫後，在對手勢力範圍內摻沙子的安排。
斯大林親自為辦案的內務部負責人雅戈達指示方向：政治謀殺。雅戈達在極短時間內，將數千人流放、判處徒刑，槍決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敵人，已經倒臺的前政治局委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也成為被告，被判處有期徒刑。但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結果。於是，全新的人馬重審基洛夫案。一年後，基洛夫案終於有了令斯大林滿意的結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在莫斯科開庭。
審判公開進行，全蘇的宣傳機器都被動員起來。人民群眾經教育後得知，那些失勢的前反對派們是如此險惡，他們謀殺了基洛夫，他們還想謀殺斯大林，甚至全體政治局委員。
對普通人來說，更多時候，是一輛黑色轎車停在樓下，他們戰戰兢兢等待那個恐怖的敲門聲，最後驚喜地發現，原來是鄰居一家從此消失。「大清洗」就像電影中那個兩次出現的超現實火球，秘密而又公開地闖入人們的家庭，點燃死亡與恐怖。
1936至1938年大清洗的高潮是莫斯科大審判，三次大審判的被告人數分別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獲有期徒刑外，其餘的被告全部槍決。
當年著名的列寧遺囑中提到了6位蘇共領導人，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中的4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科夫，全部在三次大審判中被處決，另一人托洛茨基因流放海外缺席審判，但後被刺殺。此外，領導十月革命的第6屆中央委員會成員中有2/3被槍決；11大中央委員會的27人有20人被槍決；第1屆蘇維埃政府的15名成員中，5人已去世，除斯大林外的9人全部遭槍決。
1936至1938年間，蘇共一半的黨員——約120萬人被逮捕。有人總結，列寧創建的黨被斯大林消滅了。大清洗完成了蘇共的政治大換血。到了1939年，蘇共黨員幹部中，80%是列寧死後才加入蘇共的，他們是通過斯大林修改過的歷史和各種宣傳物品教育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在他們的心目中，除了列寧和斯大林，早期革命領袖幾乎全是叛徒。
1937年，大清洗波及到軍隊，有太多的紅軍軍官像電影中的科托夫一樣以叛國的罪名被槍斃，科托夫上校史無其人，米哈爾科夫是擷取了眾多紅軍高級軍官的遭遇創作了這個故事。在被處決的高級將領中，最為著名的則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
然而，受騙上當並不能成為斯大林冤殺圖哈切夫斯基的理由，斯大林除掉圖哈切夫斯基，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代斯大林個人獨裁接近登峰造極地步，尤其是在伏龍芝等軍隊將領去世之後，圖哈切夫斯基這樣的功臣無疑成為妨礙斯大林個人專政的最大絆腳石。
繼圖哈切夫斯基之後，斯大林對軍隊進行了大清洗，在兩年的時間裏，被殺的蘇聯紅軍高級將領有：5個元帥中的3個，5個一級集團軍長中的3個，10個二級集團軍長的全部，57個軍長中的50個，186個師長中的154個，16個一級和二級集團軍政委的全部，28個軍政委中的25個，64個師政委中的58個，456個團長中的401個。沒有一場戰爭可以讓一支軍隊損失如此之多的高級將領，而斯大林在和平年代做到了這一點。這也是1941年蘇軍在德軍攻勢下幾乎不堪一擊的重要原因。
電影的最後，身為內務部秘密警察的米迪亞在莫斯科的寓所裡自殺，這也暗示了大清洗執行者的命運。內務部的兩任領導者雅戈達和葉若夫在清洗了成千上萬的人之後，自己也被後任清洗。
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上臺開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1956年2月在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做了一個秘密報告，稱斯大林「濫用權力」為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在同一報告中赫魯曉夫承認許多大清洗受害者是無辜的，他們受拷打後只能「認罪」。1957年1月，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撤銷對圖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原判，為其平反昭雪。但是，在莫斯科公審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
200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悼念死於大清洗的遇難者，並成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態的相關國家元首。普京說：「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曾反覆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
中國也有一個和斯大林一樣令人聞風喪膽、冷酷嗜血的政治人物，叫康生。陳雲曾說過「康生是鬼不是人」。康生，這個從延安整風到「文革」，一直在中共政壇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被西方人定義為「狡詐的，無道德良知的機會主義者」。其實，國內知情者更喜歡稱其為「閻羅王」，他曾用逼供信等手段，迫害致死很多人。
康生第一宗罪：貪婪掠奪。康生在收藏書畫方面的愛好，幾近於一種瘋狂的掠奪。在「文革」以前，康生常以打借條的方式佔有一些文物。1956年，故宮博物館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龜硯，康生看中了，說是「借」去看看，結果是久借不還，故宮博物館不好入賬，只好為他為調撥手續，歸康生所有了。
「文革」中，康生更是想盡辦法掠奪文物。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京城有名的文物收藏家傅惜華的書被「抄」出，並已經集中到國子監藏書庫，趕緊驅車前往到了又髒又冷的書庫，他一屁股坐在一個破木箱上動手挑書。71歲的老頭子，嘴唇發紫了，鼻涕也流出來了，一個人挑了3個多小時。就這樣，傅惜華的藏書經過紅衛兵「抄家」行動，流入康生之手。自1968年至1972年，康生先後到北京市文管處32次，竊取圖書12080冊，竊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圖書，有2000多年前的青銅器，有1000年前的古硯、碑帖、書畫和印章，還有30萬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珍品，有的還是絕無僅有的國寶。
康生第二宗罪：害人成性。1947年，康生在山西省林縣主管土地改革時，施行的殘酷政策，幾乎殺掉了每一個地主和富農，使許多共產黨幹部對他產生憎惡。康生發明的眾多酷刑中包括：把囚犯拴在馬後，然後，鞭打那匹馬，驅使他拖著受害者不停地奔跑，直到把他拖死;把醋灌進受害者的喉嚨;用一根馬尾刺進受害者的陰莖。當康生對他的施虐狂隊伍的「努力」不滿意的時候，他會不斷發明使不幸者更加痛苦的新方法。他曾威脅要把毒蛇扔進囚犯的牢房來加快獲取「供詞」。當需要恐怖的戲劇性表演時，他會極其高興地捏住囚犯們的鼻子，像牽著牛一樣領他們穿過巷。
康生害人成性，喜歡整人，其「迫害欲」在「文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的迫害大體分為兩類：第一類，根據政治氣候的變化來整人。「文革」前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際問題專家姚臻，從1960年開始就在康生領導下的寫作班子裡工作，勤勤懇懇，同康生朝夕相處，做了大量工作。「文革」開始後，有人貼了姚臻幾張大字報，康生立即把姚臻拋了出來，並污衊姚臻是彭真專門派來監視他的特務。姚臻當天晚上就含冤自殺了。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製作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寫給江青的信中，給劉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等大帽子。第二類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細的老幹部。康生心胸狹窄，生性多疑。他總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細的人有朝一日會向毛澤東告他的狀，揭發他幹過的壞事，據資料記載，「文革」初期，正當紅衛生兵到處「揪叛徒」時，康生的小姨子蘇枚突然服用安眠藥自殺。康生等人硬說這是「反革命謀殺」，責令公安部門和政法干校追查謀殺的凶手。他指使謝富治等人，以「謀殺蘇枚的嫌疑」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該校副校長石磊等7人拘捕，另外50多人被隔離審查和受到批鬥，其中逼死1人，逼瘋4人。
康生第三宗罪：生活糜爛。1960年，中國人大都忍飢挨餓，苦度時日。康生卻是少數利用職權盡情享樂的人物之一，他非常溺愛他的北京種愛犬，這是過去專為皇室預備的。豢養寵物並不是康生惟一的宮廷生活樂趣，他還雇了一名宮廷廚師，享受皇帝的飲食待遇。
康生愛抽大煙，這是一名提供材料者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發現的，當時她去探望在北京醫院裡養病的康生。她發現他帶著全套吸食鴉片的工具：煙槍、煙燈，用來在火苗上燒煙泡的細針和小匙。康生利用權勢地位保持他的吸毒癖，儘管那時候政府正在無情地處決任何進行毒品交易的人。康生還曾把演員找到家裡，表演模仿男女的床上戲，並用當時十分罕見的錄音機給錄製下來。此外，還把京劇演員找到家，叫他們演很黃很暴力的劇目，並親自拉京胡伴奏。他還喜歡收集春宮畫，看得樂不可支。
據《羊城晚報》、《康生評傳》介紹，在公開場合，他卻更喜歡把自己打扮成高深莫測的知識份子模樣。「文革」時期，他更是力求站在毛澤東身邊時舉止溫和，使自己看上去更像書生，而非閻王。1975年，康生在氣息奄奄之際，還在毛澤東面前告了鄧小平一狀，足見其人之陰險。同年12月，康生病死。
林彪在文革中配合毛澤東整人害人，已經是無可爭辯的歷史。其實，他之所以要賣力為毛澤東整人害人，說到底還是和斯大林與康生一樣，是膨脹的權欲作祟。林彪是中共歷史上的傳奇人物，曾長期為毛澤東所倚重，在中共十大元帥中排名第三。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利用林彪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等元老，正式把林彪作為自己接班人。從1966年5月文革開始到1971年9月被迫出逃喪命，林彪在5年裡盡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榮耀。
不過，除權欲外，與康生一樣，林彪還有的就是貪慾。中國官媒近日披露，中共開國元勛林彪和他的手下曾經利用權勢，有如「地毯式轟炸」般地搜刮珍稀文物，大量屬於國家和私人的文物至今不知去向。林彪集團在文革中的種種「倒行逆施」，多年來早已被官方媒體「批倒批臭」，但類似林彪集團的諸位高官大肆搜刮文物的消息，仍屬於沒有解禁的「新聞」。因為，這打破了所謂「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共官員很少腐敗」的神話！
千龍網等網站轉引《北京日報》近日的一篇署名文章說：「林彪集團不僅犯下妄圖顛覆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罪行，還是一夥竊奪國家及私人文物的貪官！」這篇題為《林彪集團竊奪文物紀略》的文章指出，現在很多人因為痛恨腐敗，便認為「文化大革命」有理，「此傾向實大謬也。」文章披露的事實令人觸目驚心：林彪的老婆葉群及兒子林立果、中共政治局常委陳伯達、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以及林彪、葉群、陳伯達等人的秘書和李作鵬等人的老婆，先後近500次到北京市文物管理處的庫房，直接拿走或以象徵性價格「買走」文物、字畫、圖書等多達上萬件！
有關清單顯示，僅林彪夫婦就拿走文物和字畫1858件，圖書5077冊，筆134支以及其他物品，其中珍品118件。這些價值343萬1661元人民幣的文物，林彪夫婦只花費766元5角5分人民幣。據指出，林彪和手下的大將在竊奪文物上有「驚人的一致」。這些人中除陳伯達是文人外，其他都是從青少年時代就跟著毛澤東「打江山」的「老紅軍」。雖然他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卻「一致對文物古書發生了興趣」，因為他們「一致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寶物，很值錢」。在貪佔文物上，林彪集團「對小偷小摸不感興趣，而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包括府學、北海、琉璃廠、孔廟、工藝品公司等文物存放處「都無一例外地被他們搜刮過」。其貪慾的瘋狂程度，並不亞於當代的貪官。
至於林彪等人搜刮的文物後來下落如何，文章沒有交代。但可以斷言的是，在權力缺乏約束的時代，貪官絕不僅僅只是在政治上被判處死刑的林彪集團，被非法竊佔的珍貴文物也遠不止文章所披露的數目。
一般認為，中共高層在「文革」中的鬥爭主要出於不同的政治理念，「文革」雖然荒謬，但那時的官員還是比較廉潔的。這篇揭露林彪集團掠奪文物的文章以確鑿的史料證明，「文革」（應該也包括「文革」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期間，官員所謂的「廉潔奉公」不過是宣傳機器製造的神話，單純善良的民眾卻往往信以為真。
林彪集團搜刮文物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但它留給今人的昭示依然鮮明、深刻，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把公正清廉的希望寄託在政治人物的道德和良知上，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靠不住的，必須真正建立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度。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句格言值得中國百姓永遠牢記！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