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昆明往西雙版納去的路上要途經一小鎮—普文。小鎮在思茅過去沒多遠，再往下就是洲府所在地景洪了。
小鎮很小，知青談起它，是因為這裡有個勞改農場。
79年鬧返城時，面對壓力知青又提到了它：「最壞的結果就是去普文勞改農場種甘蔗，有什麼了不起！」
30多年後的今天當我探求上海知青陸寶康案件時，得知當年他就在普文勞改農場服刑，並在那裡出的事就此結束了生命。
他是犯什麼事被關進去，又為何被槍斃呢？事情得從頭說起。
（二）
1968年12月21日毛澤東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指示。就在那天早上，上海首批赴雲南西雙版納的1000名知青乘專列從北火車站開出。列車上，一名身穿軍裝，頭戴軍帽，個子高高的（1米75，在我們那個年齡裡算高的）小夥子引起了帶隊知青連長周公正的注意。此前連長已準備了一面大大的紅旗，正打算找一名旗手。眼前這小夥子臉上帶著靦腆，但軍人的服裝平添了他一種帥氣和精神。「對，就是他」。連長想像的旗手就是這樣的：既有點書生味道，又威武的像個軍人，帶著蓬勃的革命朝氣。他的形象符合了這支剛從學生踏上社會的隊伍。這樣的隊伍需要一面鮮紅的旗子引路，同樣需要一名帥氣而精神的旗手。
他，就是陸寶康，17歲，閘北17中67屆初中畢業生，家住閘北區，天寶裡。
在1000人的隊伍裡，擔當旗手這是何等的自豪和令人羨慕呵！每逢隊伍行走的時候，陸寶康總是抬頭挺胸，一身軍裝，左肩斜背著軍用書包，右肩斜背著軍用水壺，二條揹帶在胸前組成一個斜「十」字。二手伸直握住旗桿。紅旗嘩嘩地在他頭上飄動，豪情溢滿他的胸膛。
到農場後，旗手的任務就此結束。1000人被零零散散地分到了各個生產（連隊）。所有人又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開始新的生活。陸寶康被分在東風農場一分場四隊。
四隊是一個老連隊，職工主要是一些退伍兵及雲南和湖南來的移民。原有的房屋都住滿了，陸寶康就同另一個知青安排在連隊的一角緊靠倉庫旁的一間草房裡。
下鄉不久，一次隊裡組織剝花生（做種子用），剝完的花生就堆放在倉庫裡。這倉庫實在簡陋的很，竹排牆上有一個連牛都跑的進去的大洞也沒修復。隊裡不當回事，因為沒人會去做偷竊的事。雖說生活艱苦，但那時人極守規矩。那晚，陸寶康與同一房間的葉有富（同一批上海知青）不知怎麼想到了吃花生，堆放的花生離他們太近了，就在他們房間邊上的倉庫裡。二人說幹就幹，很方便地從那洞口裡進去。用茶杯裝了半杯花生米。為了表明這樣做不是偷竊，他們想到了老紅軍的光榮傳統留下一張紙條，紙條上歪歪扭扭地寫下：我今天拿花生一點，留下人民幣2元。因為怕別人認出筆跡，陸寶康自作聰明用左手來寫。這點花生如果算價錢的話，大概值5毛錢，留下2塊錢可算是高價買了，他倆覺得心安。拿回來後，房間裡沒鍋沒灶，二人用舊報紙燒燒就這麼半生不熟地吃掉了。第二天，副連長宋正楊從留下紙條上立刻懷疑是他們，因為老職工不大會做這樣的事，如果做了是不會酸溜溜的留什麼紙條的，他倆的住房緊靠倉庫，理所當然地成了懷疑的主要對象。當晚在全連大會上進行了批評。雖未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陸寶康干的，此事一段時間成了全隊的笑柄。此後陸寶康一直悶悶不樂。
剛下鄉那陣，許多知青都急於要表現自己，積極要求上進。不管是出於虔誠的信念、青春的熱情或是投機的心態。總之，大氣候是熱情向上要革命的。當然還有部分知青懵懂混日子。但陸寶康不糊塗，他有自己的想法和對生活的要求。對那些熱情上進要革命的做法，他不認同，又不想去投機。他有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這些個人的理想同現實又存在著太大的差距。於是，在連隊這個勞動集體裡，陸寶康慢慢地同大家疏遠了，變得不大合群。他變得憂憂寡歡起來，在集體裡顯得另類。每天的勞動都去，慢慢地幹，沒有激情，吃力了就自己休息。給人的感覺有點出工不出力。
同時，他有一個可以收聽到短波的小半導體（那個時候算很不錯了），晚上，他躺在床上收聽國外的電臺，學學英語。也許是國外電臺廣播的東西同他個人的想法產生了共鳴，他覺得人家講的有道理，完全不同於現實中的階級鬥爭和革命理想。慢慢地深陷其中，並按照廣播裡給的地址寫了一封信去，信封上規矩地寫著：寄香港xxx信箱。信裡他談了知青生活，說是實在太苦了並留下了真實的地址和名字，還夾寄了一張半身照片（也有人說他信中要求得到經濟上的幫助）。那年頭這叫「收聽敵臺」，是一條罪名。這封信怎麼可能寄的出去呢？他也太天真了，信很自然地轉到了國家安全部門手裡，安全部門滿當回事的派人很方便地找到了他。談話下來，覺得怎麼也不像個階級敵人，一個二十歲出頭的知青，天真幼稚，真真是沒事找事幹，讓他們白忙了一場。他們失望而不滿地走了，臨走仍下一句話：免於處分。
免於處分並不等於沒事，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裡，收聽敵臺的名聲算是眾所周知了，在大家的印象裡，他就是一個未公開處理的壞分子。
(三）
日子就這麼艱難地熬著，期間，有人通過關係、權利悄悄地走了，有人被推薦上大學很容光而幸運地走了。每一個脫離農場的人都給陸寶康帶來失望和痛苦的感覺。對於這個強大的社會機器來說，陸寶康覺得自己渺小和無望。人也變的越加孤獨和自閉。
對於陸寶康，同隊的北京知青劉玲最近寫的一本書《最後的綠島》是這樣描寫的：據我所知，馮寶康（作者將姓改了）是個半瘋，除了幹活兒還算正常，其他一切全都瘋瘋癜癜，不著四六。馮寶康性格極為內向，在我影像裡，這些年來好像從沒聽他說什麼，連家長裡短的閒話，他都不說。（244頁）原分場保衛幹事陳仲賢在《殤逝》中這樣描寫的：沉默，少言寡語，埋頭學英語，收聽境外廣播，不與人交往，有時還會自言自語，自己痴笑，完全沉湎於一個自我封閉的世界。（《勐龍記憶》425頁）
對於陸寶康是否精神上有病的問題，我問了潘根發，潘根發說：「沒有，絕對沒有。那時我們倆常交流學英語的體會，陸寶康還用英語背老三篇。」
總於有了一次機會，75年農中缺英語老師，有人提到他，場部領導也曾有打算調他去，他英語完全是自學的，當時農場裡有幾個人會英語呢？他覺得這沉悶到令他窒息的生活終於出現了一絲曙光，苦了多年後終於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夠脫離單調粗重的體力勞動，可以同自己的理想搭那麼一點邊。他忐忑不安又滿懷希望地等待著。他又不會去做一點背後的工作，只是默默地等待。誰知，此事竟不了了知。我想可能與他「收聽敵臺」有關。反正最終沒有調成。可想而知，此事給了他多大的打擊，他僅有的一點小小的希望也未能滿足。得知當不成老師後，他悶在房間裡一個星期，竟幾天不吃飯。
（四）
75年1月四屆人大後，周恩來病重住院，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上臺後既大手大腳地干了起來，誰知這麼一來就與文革中產生的東西發生了衝突。毛澤東不滿了，他不能容忍鄧小平來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江青等人又常常告狀。於是在75年11月全國發動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按理這最上層領導的鬥爭與小老百姓沾不上邊，何況雲南農場又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但那是一個政治挂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在緊跟國家政治形勢方面農場當官的一點也不落後。因為這批人本來就是靠政治鬥爭上去的，對政治敏感的很。於是上情下達，步步緊跟。每個連隊在勞作之餘均要學習報紙文章，山牆上總有大標語同中央的政治運動保持一致。陸寶康所在的東風農場一分場四隊也不落後，除了大會學習外，還特別規定了每個班組寫一篇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陸寶康所在班的副班長武庭俊是一個69屆的上海初中生，由於文化大革命原因，實際讀書也就在小學水平。班長幹活一般，寫個什麼就有點力不從心了，或者他也懶得寫，誰知道什麼「左傾」、「右傾」的。於是想到了陸寶康。陸寶康雖說幹活不行，但畢竟是老三屆，平時不聲不響但喜歡看點書。班長叫他寫，陸寶康推脫不掉，於是一揮而就寫了整整三張紙，寫完後放在自己的箱子裡，自己也忘了。在副班長的要求下，三天後貼在了進連隊路邊的山牆上。那麼大字報的內容是什麼呢？據潘根發回憶：76年初在景洪的拘留所裡，潘根發突然發現了同一個連隊，且是同一批去雲南的陸寶康。於是又驚又喜地上前：「哎？！你怎麼也進來了。」陸寶康憨笑了一下說：「我也不曉得，隊裡反右批鄧，班裡要寫批判稿，班長不會寫，叫我寫，我不肯，他們來勸我，我就寫了。我也沒有寫什麼，只不過把我自己想法寫上去，我認為鄧小平也沒什麼錯。他們就把我弄進來了。」
對這件事還有一種說法：76年初的一個早上三四點鐘吧。上海知青xxx懵懵懂懂的提著馬燈去伙房燒早飯，當他走進伙房時，突然發現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提起馬燈一看：標題是「XXX……」內容也沒細看，但見下面著名是：打貓戰鬥隊。一看到這幾個字立刻把他嚇得不清，誰都明白這「貓」即是那「毛」。那年頭這相當於反動標語，搞不好要殺頭的。於是提著馬燈直往副指導員家奔去，副指導員從睡夢中被叫到現場，將大字報拿下卷起。第二天由指導員趙家才帶著「罪證」向場部報告，很快就查明是陸寶康寫的。事後場部保衛幹事xxx去連隊，拿走了作案工具：毛筆和墨汁。陸寶康被帶到場部拘留。案件重大，場部立刻向總場報告，總場也覺的事情嚴重，於是向洲公安局匯報。最後這事直接由洲公安局出面將他押到了景洪拘留所。對於大字報的內容詢問過當時保衛幹事陳仲賢，據他回憶：那麼多年過去，內容已記不清楚了，應該說也沒什麼特別的，好像是為鄧小平說好話。主要問題是出在落款「打貓戰鬥隊」這幾個字上。
幾個月後，為了這一張大字報，陸寶康的判決下來了。據潘根發回憶，判決詞的基本內容是：長期以來放鬆思想改造，思想反動，反對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方針。特別是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迫不及待地跳出來，為鄧小平鳴怨叫屈，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天安門廣場事件遙向呼應。（指76年4月5號天安門廣場事件）但念他是知青，與天安門廣場事件無直接聯繫，從寬判處有期徒刑15年。（原上報死刑，雲南省高院未批准）
判決後約半個月被押送到普文勞改農場5隊服刑。
(五）
普文勞改農場5隊離小鎮大約也就十分鐘的車程。高高的圍牆把6、7百名刑期在十五年以下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關在了裡面。76年7月唐山發生大地震後，西雙版納到處傳說要有地震發生，人心惶惶，各單位紛紛搭防震棚。說是棚實質上就是用簡易材料搭的一個人字形屋頂，下面一長排通鋪，四面透空。好在這裡天氣熱，晚上睡在棚裡也不覺什麼。當年我在農場時就在這樣的抗震棚裡睡過一段時間。勞改農場雖說關的是犯人，但關乎到生命的事同樣不能馬虎。5隊的防震棚就搭在裡面的空地上，棚頂鋪的主要材料是廢棄的甘蔗葉子。
76年10月3日晚上9點，全體犯人同往常一樣列隊集中在大操場上點名，7百來號人一個一個點過去，被點到的人大叫一聲「到」。
「陸寶康」，無人回應。
按規定缺人得重頭再來點起。第二次叫到陸寶康依舊無人應答。人們不滿了，此時，只見陸寶康雙手提著褲子沒事一樣從裡面走出來。
「你幹什麼去了？」指導員埋怨地高叫著。
「我拉肚子。」陸寶康微笑地說，對此人們沒法。當晚無事，像往常一樣時候一到人們一個挨一個地在防震棚的通鋪上睡下了。但靠近門邊的一位40來歲的犯人卻沒有睡，他的鋪同陸寶康的鋪位相差大約有７、８米遠。這看去不聲不響的犯人對陸寶康今晚的表現總覺得有點不對勁，隱約有一種預感，覺得可能會出什麼事。他從心裏巴望出事，他想立功。他蜷伏在床上，假裝睡覺，耐心地等待著。
76年10月4日凌晨2點半左右，夜空裡一片寂靜。通鋪上犯人都睡的死死的，惟有那中年犯人依舊瞇虛著眼睛等待著。
此時陸寶康從床上爬起來了，他上身赤膊，下身只穿一條短褲，赤腳下床。他從通鋪下面地上這一側爬到通鋪的那一側。中年犯人看到了這一切，也悄悄地下床跟了過去。
爬到對面後陸寶康站了起來，防震棚的斜屋檐只到他的胸口高度，廣漫的天空上星星閃爍。陸寶康伸手在枯草般的斜屋面上點火，火慢慢地燎過了甘蔗葉的須毛，可能是夜空中有潮濕的霧氣影響，火拼未串起，一會又熄了。嚴格來說他只是作了點火的嘗試。
陸寶康看著這一點一點慢慢燃燒的微微的火苗，我不知道他此刻想什麼，他也許覺得自己很怨，積壓在心中的怨氣需要這樣的發泄。也許他只是一次夢遊，誰知道呢？
突然陸寶康覺得腦袋被後面的人狠狠地打了一下，接下來是拳腳齊上，中年犯人一邊打一邊大聲叫喚。陸寶康倒在地上，又有犯人衝上來施展拳腳，整個工棚內頓時亂作一團。
突然爆發出強烈的騷動聲驚動了崗亭。看守立刻將探照燈打開，耀眼的白色的光束從高高的小塔樓上直射下來。所有的犯人們都被驚醒，軍人們荷槍實彈，管教人員拿著鑰匙慌忙打開鐵門衝了進來，其餘犯人看熱鬧似的也跟隨其後。
狹小凌亂的防震棚裡，幾個壯漢正在圍著一個人拳打腳踢。
「幹什麼，幹什麼，都別動！」指導員大聲吼道。
「報告指導員，這狗日的放火燒房子。」中年犯人抬起一張古銅色地臉得意地說。
持槍軍人列隊衝了進來，所有犯人被趕到二邊。
「拉起來！」指導員嚴厲地叫著。
躺倒在地陸寶康被幾個犯人拖起：這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臉上已是青一塊紫一塊，眼角腫起，鼻孔流血，赤膊的上身黏著血跡和灰土，下身只穿一條短褲，赤腳。也許是被幾個一湧而上的犯人打蒙了，他沒說一句話。
「陸寶康？」指導員心裏念著他的名字。
「哪裡燒的火？」人們紛紛問，因為這裡沒有看到被燒過火的跡象。
「在這點。」中年犯人自豪地領著大家鑽到防震棚的外側，在離檐口大約一米處的斜坡位置處，人們看到了大約有面盆底大小的一塊屋面呈微焦糊狀。
指導員板著臉回到工棚對著陸寶康大聲吼到：「給我銬起來！」
看守軍人立刻給陸寶康手腕銬了一副手銬，在手臂上又加了一副手銬，腳上銬了一副１２公斤重的腳鏈。然後將陸寶康推搡到大門右側的緊閉室裡。
禁閉室是一個寬1米2，長2米，高1米5（包括混凝土頂板）的大石塊砌「房子」。房子陰暗潮濕，牆壁的石頭面上粘著一塊塊綠色的青苔。裡面僅有一長塊高出地面大約２0公分的台階算是「床」。沒有被子，只能和衣而睡。旁邊是一個無蓋的木糞桶。禁閉室共有二道門，裡面一道是木門，木門上僅開有一個小圓孔，圓孔小的連一個碗都伸不進去，（那時的碗是一種搪瓷碗，形狀像小盆，不像現在城裡人吃飯的那種小碗）外面再加一道上了鎖的由鐵管和鐵條做成的門。
防震棚裡人們還未散去，只聽到中年犯人在誇誇自吹：「我早就知道這小子要不幹好事，我一直沒睡在注意他，果然半夜裡見他起來，從床底鑽出去……。」
此時離陸寶康關進來也就半年多時間。
（六)
76年10月4日陸寶康被關進禁閉室，三天以後，「四人幫」倒臺，這標誌著文革以來推行極左一套的做法有望結束。然而，事實上社會的列車依舊在原有的軌道上慣性地向前衝。因此，陸寶康的命運毫無改變的跡象。
在禁閉室這狹小的空間裡，陸寶康不能站立，只能蜷縮在一邊或和衣躺在水泥地上。吃飯時，自會有人從門上圓洞裡送進來，而排泄就在裡面的一個木桶裡，滿了，由陸寶康本人把它拉到廁所裡倒掉。由於長時間關押，陸寶康連這木桶都拖不動，每次都需要其他人幫助。人們嫌他，都不願幫他。夜裡他就倒在這水泥床上，無蓋無墊，也沒燈。如果說它是「室」還不如說它是一個「洞」更貼切。這期間無人來探望他，他的上海親人在幾千公里之外。只有潘根發過段時間從木門小洞口裡扔二包煙進去。
77年4月8號，既陸寶康在「洞」裡關了約半年時，普文勞改農場5隊的大門口開來了二部車，一輛是解放牌帶蓬卡車，車斗二側站立著荷槍實彈的二排軍人，約15、6人。另一輛是西雙版納洲公安局的吉普車，車裡坐的是洲公安局予審科副科長和二名警官。車子就停在大門左側。
指導員派人打開禁閉室門，陸寶康被提了出來，他的細細如乾柴的手腕上拷了一副手銬，腳上是腳鏈。此時的他長發披肩，鬍子長到胸口，皮膚白的有點透明，身上散發出酸臭味，弱不禁風。照潘根發的形容：活像個鴉片鬼。
指導員叫來會理髮的犯人幾下就將陸寶康剃成了一個光頭。
禁閉室裡有一個簿板箱子，那是陸寶康當年下鄉時在上海憑證明買的，裡面裝著他下鄉七年多的財產：幾件衣服和一些自學英文的書，還有幾本範文讕的中國通史。既然離開禁閉室，箱子當然要帶走。箱子大概有二十多斤重吧，陸寶康一人無法搬，由潘根發同他二人各抬一邊，箱子上放著是他吃飯用的搪瓷碗和調羹。
靠近大門處地面有一個大約60公分高差，陸寶康無力抬上去，箱子碰到台階，碗晃動著掉下被潘根發接住。調羹掉到地上，陸寶康要去檢，潘根發急了：「撤娘的，頭都沒了，還要什麼狗屁調羹。」潘根發一看來頭和腔勢就知道不好，完了，「板敲洞」（上海話，肯定槍斃）。陸寶康則沒一點感覺，他哪裡知道沒幾天活呢？要知道還要箱子幹什麼呢？他以為轉地方。對潘根發的話，由於陸寶康生過中耳炎，也沒聽清。
看著陸寶康的那木木的神態，一個生命快到盡頭的人竟一點不知。作為一同去農場的知青，潘根發心裏很不好受。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當潘根發談及當時的情景，感情依舊有點激動。
陸寶康被人扔上了汽車，跌坐在車斗中間，面朝車尾，兩邊是站立的雄姿勃勃的持槍軍人。陸寶康艱難地、神情恍惚地舉起一隻帶著手銬的細細的手，對著潘根發靦腆一笑，輕柔地說：「小潘，再會了。」此時潘根發不顧軍人的阻攔，一把拉住車攔板說：「小陸，再會，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你了，你放心，你借給我的書（範文讕：中國通史第三冊）我一定會送到你家裡。」
5天之後，既77年4月12日，陸寶康在景洪郊區三塔山被執行死刑。罪名是：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紀念被關進監獄一週年，放火燒監獄。
三天後，4月15日是西雙版納傣族人的潑水節，景洪街上到處可見歡度節日潑水歡笑的人們，像角鼓那穩穩地節奏徹夜迴響。而八年前那舉著紅旗一路高歌的「陽光男孩」，三天前已臉朝地永遠地倒在了這片他不愛又無法逃離的紅土地上了。
知青分散在各個大山凹裡，沒人傳達這個信息，看來也沒必要讓知青知道，死就死了唄，不就死個人嗎？這樣的人被槍斃太正常了。知青們也自顧不暇，各人都為自己將來擔憂，想回城的不滿情緒在醞釀著。
普文勞改農場裡，指導員用雲南話在大會上說：「都給我聽好了，要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和政府作對是不會有好下場的，是沒有出路的，陸寶康都知道吧，槍斃了！槍斃那天我去了嗎，怎麼樣？照樣尿啦、屎啦都下來了。」
我相信指導員沒有瞎說，如果是這樣，只是說明陸寶康不想死，怕死，死亡來得太突然了，他還想活，他才26歲……。
後記：
1.本文主要採訪人潘根發，上海知青，1968年12月到農場，分在東風農場一分場四隊，７１年３月調到一分場工程連。76年與陸寶康同在普文勞改農場5隊。現住在上海閘北區。2007年5月16日晚第一次採訪，地點在葉鐵淳家。參加人有：葉鐵淳、周公正、曹明理、王亞銳、潘根發、王強。2007年7月第二次採訪，人員同上，地點在華靈路，渝味餐館2樓包房。
2.對於槍斃人地方，我問了原15分場保衛幹事老楊（退伍兵，上海知青顧秀珍愛人），老楊用濃濃的雲南話說：「曉得，以前都在三塔山」。我弄不清楚三塔山在景洪郊區那一邊，我想這地方現在肯定不會再槍斃人了，搞不定已開發成旅遊景點也曉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