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宋毅這樣的知識份子在國內的比例佔大多數，他們不屈從於中共，但也不敢得罪中共，採取一種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學，把精力花在提高教學質量上，也就是被中共污蔑為只專不紅的白專道路。事實證明此路不通，中共決不允許世外桃源，中共洗腦的標準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要麼幫助中共咬人，要麼被別人吞噬，沒有中間道路。中共通過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右鬥爭兩次運動，主要目的就是打擊影響力最大的知識界，消滅有脊樑骨的知識份子，造成萬馬齊喑的政治局面。這兩次運動造成的後果，是空前絕後的，把中國最有發言權的聰明人一網打盡，再也不可能出現象司馬遷、魯迅這樣的人。把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精英改造成了不敢說真話，仰中共之鼻息，看中共臉色行事成了文人陞官發財、代替科舉仕途的捷徑，為中共實施專制獨裁，一黨獨大掃除了障礙。雖然兩次運動都進行了平反，但是都留有尾巴，尤其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的反右運動，羅隆基等96名資深右派終身不得平反。
1961年初中畢業我被分配到閘北區飲食公司當廚師，像我這樣沒有政治背景，又疾惡如讎，不願附炎趨勢的草民，只想有一碗太平飯吃吃就行了，我看不起那些動嘴不動手的黨政工作者，我本來是不可能上賊船的。
面上的小四清運動即將開始前，閘北區區委第三書記，曾經參加萬里長征的女共產黨員魯英來我店蹲點，她平易近人，不端高幹架子，很快我們之間有了共同語言，當她得知我政治上一無所有時，對圍在周圍的幹部說「這樣的青年沒有入團，還有誰能入團？」閘北區飲食公司黨總支、團總支如奉聖旨，督促下屬五和樓黨支部、團支部找我談話，希望我馬上寫入團申請書，我不想加入政治，所以對他們不置可否，他們加強談話攻勢，甚至在上班時，叫別人頂替我工作，或者下班後不讓我回家進行談話，最後我推脫不會寫，團支部書記屠善初、支部委員卜玉女馬上表示：不會寫可以叫人代寫，你只要簽個名。我為了結束糾纏，敷衍地答應了，從我簽字到入團宣誓，只有短短的不到三個月。這種領導督辦與現在的領導督辦可謂天壤之別，從此我就上了賊船。
入團後不久我被脫產參加小四清工作組，組長是黨總支書記嚴茂林，副組長是團總支書記朱煥咸，朱煥咸與我談話交心時提問：你們廚師平時嘗味道，吃不吃東西？我回答基本上是不嘗味道，有時忘了是否放過鹽也只沾點滷水嚐嚐。
我們五和樓支部是行業中出了名的不沾油水的飯店，不僅沒有在店裡辦伙食，而且是三家（五和樓、紅星、康樂）飯店另覓地方辦食堂，經辦人員又從中揩油糧食、菜金。我們康樂清真飯店平時的氛圍，都看不起那些偷吃者，除非是新學者即學徒工。誰都不會偷吃，但是朱煥咸變換著手法追問「一次都沒有嘗過？」，我回答「有時吃不准火候，尤其是牛肉，吃不準時可能偶爾會嚐嚐」。朱煥咸按照這條「口供」反覆追查、反覆運作，反覆糾纏不久，我便成了每年吃掉一頭牛的多吃多佔的典型，並被迫在全公司範圍內亮相作報告，其實不論是運作者、作報告者、聽被告者心裏都明白是子虛烏有，正如畝產10萬斤的謊言每個農民都知道不可能，但中共為了政治需要，什麼彌天大謊都敢造。
經過違心地作典型被告過了關，我成了支部重點培養的對象，好幾個黨員私下對我說「支部準備發展你，你要經得起考驗」。
本來一條平坦的路已經鋪開，我只要按照黨的要求，聽黨話、跟黨走，黨叫幹啥就幹啥，會在這條賊船上一直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