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趙九章所長（右三）、陳宗器副所長出訪歸來，途經武漢拜訪武漢大學領導並看望在這裡學習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同仁。（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趙九章自殺後，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將軍打電話向周恩來作了報告。放下電話，周恩來清癯的臉上緩緩地蒙上了一層淚影……據有關工作人員回憶，當年「黨內四老」之一的吳玉章去世時，周總理也沒如此傷心過。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
猶如一部音符裡瀰漫著不安與不祥的交響樂，休止符的出現總是短暫的。1966年，歷史將中國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規模的癲狂。中科院裡，趙九章首當其衝——
他是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輕時做過戴季陶的機要秘書。進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公費留學德國攻讀氣象專業，僅3年工夫便獲博士學位。若繼續留在國外，美園豪宅、香車寶馬，全然不在話下。他卻選擇了動盪而又貧窮的祖國。
這兩個人生重大選擇，在「文革」中，變成無論怎麼掙扎也爬不出來的歷史沼澤。趙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樣被趕著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塊墨跡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就是「歷史反革命趙九章」。牌子重達十幾公斤，很快脖子被鐵絲勒出道道血槽。遊街完畢，再帶回科學院批鬥，每次批鬥，他都必須低頭彎腰，甚至坐「噴氣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實在彎不下去，「革命群眾」便用煙頭燙他的腿，燙他的腰，直到煙頭燙滅，他的腰還是沒有彎下去……
他想起了留學德國時結識的朋友喬冠華，喬算是周恩來身邊的人了。他想給喬冠華打個電話，但家裡不知被抄過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喬冠華的電話號碼。一次打開水時，趙九章碰到隨自己工作了十幾年的研究員鄧增昆，請他盡快幫著找找喬的電話。
希望，有時就如安眠藥，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鄧增昆翻不出「安眠藥」，好幾天躲在家裡，不敢見趙九章，但還是被趙撞上了。當他聽說沒有找到喬的電話號碼，剛才還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樣地顫顫倒下。鄧增昆扶著他起來，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鐘，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裡……
但趙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衛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衛星；叫他匯報思想，他談的是人造衛星；叫他關起門來寫檢查，他在紙上反覆論證的還是人造衛星；連他在檢查開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澤東「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雄偉號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時刻關注著衛星工程，關注這場來勢洶湧的運動中每個衛星專家和火箭專家的命運。他尤為牽掛衛星總體設計負責人錢驥，他深知錢驥對第一顆人造衛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文革」開始不久，錢驥便和他中斷了正常的工作聯繫，他託人偷偷給錢驥捎去一張紙條，並作好了被抓「現行」的最壞打算，紙條是用德文寫的，然而，紙條送出去後杳無音信。趙九章無法知道的是，這時的錢驥也被打成「特務」，逐出了衛星工程的山門。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小半年的趙九章，聽說了火箭金屬材料研究專家姚桐斌的死訊。姚桐斌是在制止兩派武鬥時被打死的。此時的中國，哪裡去找一張可以安靜讀書的桌子？哪裡去找一盞能夠讓人俯首於橘黃色光暈下專心科研的明燈？
「文革」也讓人看到，許多老知識份子對於國家和事業的全身心摯愛，具有亡命決絕的性質。當他們確信國家已成了一輛瘋狂的戰車向懸崖奔去，事業已被撞成滿地碎片，他們學不會苟且偷生，他們只能告別這個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對趙九章與其說是一個沈重的打擊，莫如說是一個絕望的信號，一個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趙九章獨自一人伏在走廊裡的一張桌子上，寫著他一生中的最後一份檢查。
時針已指向兩點。趙九章工工整整寫完最後一份檢查的最後一個字，起身走進屬於自己的臥室，刷了牙，洗了臉，燙了腳，做完平常每晚睡覺前該做的一切，然後再翻身上床。接著，他輕輕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把平時一粒一粒攢下的幾十粒安眠藥全部倒進嘴裡，這才靜靜地躺在了床上……（李鳴生《趙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匯報》）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這是趙九章生前常愛吟誦的詩句。彷彿這詩句成了讖語，他的遺體不知在哪裡火化，骨灰也不知飄向了何方。1978年，趙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復名譽。八寶山革命公墓裡，多出了一隻罕見的沒有骨灰的骨灰盒。
趙九章自殺後，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將軍打電話向周恩來作了報告。放下電話，周恩來清癯的臉上緩緩地蒙上了一層淚影……據有關工作人員回憶，當年「黨內四老」之一的吳玉章去世時，周總理也沒如此傷心過。
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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