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城鎮家庭儲蓄平均佔可支配收入的19%。到2009年，儲蓄率升至30%。此變化發生在一個經濟快速發展，預期生活水平改善、收益較高以及大繁榮開始形成的時期。這些影響可能已經被認為是助推了儲蓄動力，那麼現在的家庭儲蓄為何比十五年前的還多？
IMF近期研究表明，城鎮儲蓄率的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與實際利率的下降有關，尤其是2003年以後。家庭儲蓄大多放在了銀行，銀行存款的收益就對儲蓄決策產生了實質影響。由於近幾年儲蓄利率仍然低於通脹率，銀行存款的實際收益就穩步下降。通過在不同省份的密切觀察可發現，尤其是2003至2009年間，隨著實際利率下降，城鎮儲蓄率反而上升。
但是我們是否不應該期待相反情況——若儲蓄收益下降，家庭儲蓄減少（而非增多）？未必，尤其當我們考慮到中國家庭近幾年做消費與儲蓄決策所處的快速變化環境時。這包括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勞動力市場時機變化、購買意願轉向住房及其他耐用品、與人口老齡化相關的人口政策變化。在這種快速變化的環境下，家庭可能旨在自我保險並建立針對收入與健康衝擊的緩衝器，或設立一定財富目標以購買耐用資產。隨著儲蓄收益下降，財富的實際水平可能跌至目標水平以下，誘導家庭進行更多儲蓄以彌補不足。
我們對31個省份的模式進行了研究，以測定自2003年以來實際利率下降與城鎮儲蓄率上升之間是否不只存在相互關係。關係依然存在，即使我們考慮了此期間影響家庭儲蓄的其他因素。實際上，家庭儲蓄行為似乎要滿足自我保險、退休後消費、購房等多種需求。當相對儲蓄而言，利率回報下降時，家庭部門要想實現其目標將變得更加困難，這樣他們會在當前可支配收入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儲蓄。相比之下，較高的利率水平會使家庭部門更容易達到他們的儲蓄目標，並可以促進他們的消費。這將有助於使經濟更加依賴於私人消費，這也是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主要目標。
我們的研究表明，金融改革和利率市場化可能有助於經濟轉型。近年來，中國在金融體系改革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如提高風險管理標準，各大銀行均已在國際證券交易所上市，金融市場已在多個領域有所發展，如交易所和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立等。正如我們在最近對中國經濟的其他工作概述中提出的，在這些令人矚目成就的基礎上，下一階段金融改革將需要適當調整次序，以盡量減少市場化帶來的無序風險。
在放鬆利率管制之前，金融系統的流動性威脅需要被吸收。更靈活的匯率制度，將最大限度地減少由於國際收支注入的流動性，更多地通過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來影響銀行同業拆借利率均是這方面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
一旦這些條件都具備，在監管框架不斷加強的情況下，監管真空不斷減少，利率市場化可以放開存款利率的上限。通過鼓勵更多的共同基金和貨幣市場基金參與資本市場，從而使得家庭部門可以獲得範圍更廣的儲蓄投資選擇。最後，開放的範圍可以擴展至消除資本管制並允許資本不受限制地雙向流動。
最後，面對儲蓄渠道更加靈活和選擇更多的情況下，家庭部門將能夠從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提取更高的回報。在銀行存款利率持續增長並且投資渠道更豐富的條件下，家庭部門將更容易達到自己的儲蓄目標，從而促使他們消費增加，這將使得中國更快地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