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鄉墨池村人的飢荒生活
在我家鄉廣東省興寧縣刁坊公社墨池大隊，我聽倖存的長輩講公社化時候的生活，簡單總結就是——使勁吃了幾十天，餓了三四年。
我家居住的樂善第，俗稱鐘廣福、下鐘屋，是我曾祖父堂兄弟們聯合建造的，在公社化以前，只有鐘家人常住。公社化以後，為了方便管理這些如同工蟻的勞動者，大隊幹部將村人稱為「眼鏡」的盧俊庭（曾用名盧俊煌）一家，從他家單獨的有十幾間房子的仰光樓宅院裡趕出來，遷居到下鐘屋，與我們鐘家的人算是同一個生產隊的社員。生產隊是真正的生產隊，只管生產，只管勞動，放開肚皮吃大隊的公共大食堂。使勁吃了兩個多月以後，就按人頭配糧了。
一個高中生的配給，開始每星期3斤米（吃六天），每天半斤米，然後降到2斤，每天3兩3錢，最後降到每月6斤12兩（當時是16兩稱，共3375克），星期天也不另加。一天不足113克米過日，那真是十分淒涼。[1]
1958年冬，我家鄉墨池村就進入了比毛澤東的家鄉韶山沖三餐不夠一餐吃更淒慘的境地，男女老少大量得水腫病。我爺爺一個遠堂兄鐘在湄，在1959年餓死了。我爺爺一個遠堂叔鐘讚燊，一個讀書人、教書匠，在毛澤東人禍造成糧食極端缺乏的時候怎麼辦呢？為了充填飢餓至極的肚腸，真正是飢不擇食，什麼都吃。不但吃豬食的糠，連現在的豬都不吃的老而乾硬的蕃薯籐也吃。老人一邊有氣無力地用刀剁蕃薯籐，一邊有氣無力地喊「毛賊」（按照興寧客家話的發音，「賊」與「澤」同音），發泄一點胸中的憤懣。老教書匠終於在1962年餓死。「眼鏡」盧俊庭先生，在下鐘屋自己居住過的房間牆上，留下了一些止飢丸配方。在飢餓中，他還留下了一首史詩：「設法渡過四月荒，糙米如珠泡清湯。日裡缽內映翠鳥，夜裡碗中出月光。」鐘家人比較命硬，餓死不多。其他屋的人，那就難說了。墨池村光裕堂（公社化以後叫巷二生產隊）的盧福經，他的母親1959年餓死，他的父親1960年餓死。
比墨池村慘得多的地方
盧福經的父母餓死了，很悲慘，但是，比之老家在河南省信陽地區淮濱縣防胡公社吳砦大隊小余莊生產隊的余德鴻，盧福經不算慘，余德鴻的父母親及二伯父母、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均相繼餓死。河南省淮濱縣防胡公社吳砦大隊死亡人數佔總人口的52%，其中小余莊生產隊12戶75口人共死亡38口；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13戶死絕了9戶；黃崗大隊馬樓村400多人餓死300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207人餓死了107人，死絕了6戶[2]。李先念副總理去信陽視察了，回到北京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3]。
中共山東省惠民縣麻店公社書記說：全公社大部分社員群眾都得了水腫、乾瘦病；4594名中青年婦女（16—45歲），有2188名閉經，佔總數的47.6%；子宮脫垂的84人；由於沒有吃的，營養不良，3歲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僅不會走，不會坐，連頭都抬不起來。群眾說：「受苦受難被活活餓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麼天堂呀，都下地獄了……」[4]
與餓死人重災區相比，廣東省興寧縣刁坊公社墨池大隊餓了三四年卻沒有餓死很多人，也許就屬於天堂了。
註：
[1]盧建平：《探花亭下故園情——記我的家鄉墨池村》，2005年印刷，第93頁。
[2]徐勇：《中國農村研究．2002年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頁（余德鴻：《關於「信陽事件」的憶述》）。
[3]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頁。
[4]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頁。
（原文以毛主席稱呼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