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中共開國黨魁毛澤東的誕辰，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對於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高華先生的親朋好友來說，卻是個十分沉痛的日子。高華先生，《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作者，於十二月二十六日不幸病逝，享年僅五十七。這的確是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巧合，高華先生的這本書是真正把毛澤東拉下神壇，還其梟雄面貌的著作，彷彿上蒼讓高華先生誕生，就是要把這個梟雄詭異的政治人格暴露在世人面前似的。但高華先生才五十七歲，正值英年，並且，高華先生作為著名歷史學家，其對中共政治史的研究，並不侷限於毛澤東個人。高華先生在毛澤東誕辰日告別這個人世，彷彿他要以他的不幸昭示中共統治史研究的緊迫性。
我與高華先生的三次見面
和高華先生相識於世紀初。其時，我的一位香港朋友在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旁聽過高華先生的課。那時他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已在香港出版，這位朋友給我偷運進來一本。所以當這位朋友介紹我和高華先生認識時，我已經讀過這本書，對高華這個名字並不陌生。
在南京大學附近的一個茶室裡，三人圍坐，初次相識，話題當然離不開這本書。高華先生告訴我，他的這本書的確在海外給他帶來了些聲譽，甚至他被評為教授也與這本書有關，但高華先生說，當他把這本書作為自己申報教授資格的著作時，學校卻不得不讓他撤下這部著作，而改用他的另一學術研究成果上報。他說，這在南京大學校史裡，恐怕也是難得一見的事。我當時還不能從這本著作的學術意義上看待這件事，只說，在中國揭開毛澤東的本來面目，還毛澤東於歷史真實，肯定是個政治禁區。高華先生說，歷史學者的寫作責任就在於：無視禁區，還歷史於本原。高華先生說這句話時，心情平和卻語氣堅定。
第二次與高華先生見面，是我另一位朋友帶我去高華先生家裡。這位朋友當時只是說介紹我認識一位南京大學的歷史學家，他沒告訴我是哪位歷史學家，我也沒問。結果三人見面，大笑不已。
在高華先生的書屋坐下喝茶，話題涉及到他的一位同學因帶《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在北京機場入境處被查收而將該機構告上法庭的事，他的同學敗訴了。高華先生說：這種事情在我們這裡發生一點都不奇怪。同學說我因本書而獲得教授資格，他說錯了嗎？但打起官司來，我不得不改用其它論文通過資格審查的事，是有文獻資料的，而本原的事情卻沒有任何證據，這對原告當然不利，敗訴其實在他將某機構告上法庭時，已經注定了，這也算是中國特色吧。那天，高華先生還聊到一個事情，他說：他的導師茅先生為撰寫《中國國民黨史》一書而研究那段歷史時發現，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時段裡，國家GDP平均每年的增長達到百分之八，那時東北已經淪陷，江西還有毛澤東的共產政權，在這樣的形勢下，保持經濟較快增長，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做到了。但GDP連續幾年的較快增長，卻沒有能夠使國家擺脫戰爭的災難。高華先生說：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的爆發，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之前的五次圍剿，又是什麼目的？蘇聯斯大林政權在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中蘇之間、中日之間、國共之間，許多問題若不真正弄清楚，四九年以前的歷史真實就還是一團亂麻。
第三次與高華先生見面，是在北京。那之前我已聽劉蘇裡老師說：高華被診斷得了肝癌。我聽後不願相信，並認為是誤診了。而那天蘇裡老師讓我趕到萬聖書園與高華先生見面，是高華先生到北京再做診斷的日子。原以為高華先生會迴避這個話題，不想他自己在聊天中主動談到自己的病情，他說：確診了，是肝癌。他說得平靜，我聽得緊張。我有限的疾病知識告訴我，肝癌是絕症。那天的見面，秦暉先生也在，大家在聽完高華先生對於病情的描述後，心情都有些憂鬱，反而是高華先生自己對疾病持平靜客觀的態度。但他對其所在工作機構在處理他的治病費用問題上的做法十分不滿。他說：這個病需要打一種針劑，進口的每針千多元，國產的每針三百多元，可是單位只同意他每年報銷兩針國產藥品的費用。他說：可是這個病最初治療階段，是每週兩針，半年後仍要每月一針，要持續打。現在每年只能報銷兩針的費用，這是個什麼規定？他那天感慨地說，在這個國家：書，寫不起，人，病不起。
讀《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心得
認識高華先生前，我初讀了他的這本著作，認識高華先生後，我又把這本書認真地讀了一遍。現在高華先生英年病逝，我不能親臨靈堂弔唁，只將我讀此著作的一點心得寫出來，以為悼念。
高華先生的這項研究成果，對認識真實的毛澤東乃至認知四九年以來的中國歷史，有著開創性的貢獻，特別是對從來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人來說，更具有醍醐灌頂的警世作用。中國一向自稱有著五千年不間斷的歷史記錄和史學傳統，然而，真實的中國史和中國人史是什麼樣的，卻晦暗不明。高華先生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在幾乎沒有參照什麼秘密資料的情況下，還原毛澤東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在延安發動的「整風運動」，揭示毛澤東是如何踢倒他的同僚且踩著不少中共戰士的生命和鮮血登上中共獨裁者的位置的。在高華先生的筆下，毛澤東個人的成功，不僅實證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古訓，也警醒人們要重新認識這個古訓，因為毛澤東個人的成功，不僅是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對手的屍橫遍野，還是中共自身內部的血債纍纍。即毛澤東個人的成功，不僅是領導其追隨者戰勝外部敵手的過程，也是帶領其信奉者戰勝黨內對手的過程。在毛澤東的政治辭典裡，敵人就是敵人，不論其是穿著國民黨的將服還是揣著共產黨的黨證，誰阻礙他登上最高權力的寶座，誰就是敵人，都應被毫不留情地戰敗或清洗。高華先生筆下的毛澤東是地地道道的馬基雅維裡《君主論》的東方踐行者。
高華先生在該書中用了「黨道德」和「黨倫理」這兩個概念來表明毛澤東為了個人目的不擇手段從而徹底擊穿了黨道德、黨倫理這個底線。毛澤東後來說自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是一個沒有倫理道德底線的獨裁者的大實話。「延安整風運動」發生在中日全面戰爭時期，中華民國將士在正面戰場上抵抗入侵者，不少中國人痛苦地生活在入侵者的槍口下，而用中華民國納稅人的稅款武裝起來的毛澤東的部隊，卻在敵後擴軍自重，且置國仇於不顧，為一己私慾，進行自相鎮壓的清洗運動。而四九年之後卻說這個擴軍自重自相殘殺的軍隊帶領中國人民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成功者書寫的歷史，把謊言重複了何止千遍，連說謊者自己都相信謊言成了真實。
但高華先生說：謊言終究是謊言。歷史學者的責任不僅是要還原歷史真實，還要在歷史真實中發現歷史災難的軌跡。
高華先生《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不僅還原了毛澤東為私慾而殘暴的政治權力人格，並且揭示出這個黨魁將個人品性深深地烙在了其所領導的黨的性格上，甚至將之通過四九年以後的統治史，將之烙在了整個國家和國民的身上。高華先生似乎是用這本書在說：紅太陽升起之時，大地正拖著長長的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