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中國是2005年，生活在那裡的一位美國商人告訴我，中國很大，變化很快，一切耳聞亦真亦假。今天依然如此。中國消費市場增速世界第一，美國的公司在那兒賺了數百億。與此同時，中國人的消費卻遠低於美國公司的期望。中國，一個最有希望又最令人失望的地方。
不應該啊。2000年，美國與中國構建延續至今的經濟關係，給予其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並最終協助中國入世。不過，默認的交易好像是這樣的：中國生產大量廉價商品，有益於美國消費者，儘管會讓美國失去無數低端製造業的就業機會。所以說，美國的跨國公司根本無意在芝加哥費力多爭取一星半點的市場份額，那兒的損失完全可以通過打入這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來彌補——那裡有有史以來成長最快的中產階級——都在準備買他們的第一臺冰箱、電視和汽車呢。咱美國要發財了！
十餘年後，許多人眼巴巴地等著回報。當然，很多美國公司都賺了錢，但很多真正的勞動者卻感到切膚之痛。問題究竟出在哪裡？Access Asia-Mintel常駐上海的分析師保羅•弗倫奇（Paul French）說，部分原因在於美國企業想當然以為，富裕起來的中國會像美國一樣。他指出，中國人的消費遠低於預期，即使花錢是不太會用來購買美國商品。
弗倫奇說，誤算者比比皆是。例如家得寶（Home Depot）就高估了中國人對自助家裝項目和高端材料的需求，那裡的勞動力便宜得驚人，黑市繁榮而昌盛。柯達的教訓則是一直試圖把賣不出去的膠卷兜售給那裡的消費者，可他們希望自己的第一款相機是數碼的。Gap（類似沃爾瑪的連鎖零售公司——譯注）終於也明白了，蒸蒸日上的中產階級不喜歡寒酸式的別緻衣著。弗倫奇說，歐洲公司一般做得比美國公司要好很多，因為他們已經有了幾十年跨國界、跨文化銷售的實踐經驗。
許多美國高管也以為，中國富了，人們花錢就會更大方。但事與願違：當前，中國的儲蓄增長率高於消費增長率。中國家庭把四分之一以上的收入用於儲蓄，而美國人不到4％。
有人說，這是因為千年古老的儒家節儉傳統。也有人說是為現實所逼。2001年中國入世時廣泛承諾打破「鐵飯碗」——縮減數百萬政府職位，這些職位薪水體面、福利優厚（就中國而言）。造成的部分後果就是，上海的成功專業人士都明白，她未來必須自己承擔醫療和退休後的費用，而且由於是獨生子女，還得負擔贍養父母和祖父母的費用。
然而，中國消費的最大障礙當屬央行的政策。每個月，美國購買約35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和服務，售出給中國110億美元左右。自然形成24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貨幣和任何其他可銷售商品類似，受供求關係調整。每個月，美國都需要大量人民幣，而中國只需要少許美元。結果自然是美元走弱，人民幣走強。
但中國政府通過人為增加美元需求的辦法來干預這種調整，把240億美元盈餘的大部分用於購買美國國債。這聽起來很枯燥，但辦法很有效，使所有中國出口商品便宜了約25％，而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則貴了約25％。當然，我們買到了便宜的中國貨，賣了這麼多國債，我們的利率——諸如信用卡或抵押貸款利率——就低了。但長期影響是災難性的。許多經濟分析師，從左派人物迪恩•貝克（Dean Baker）到右派的大衛•波阿斯（David Boaz），都認為中國的錢來得容易，吹大了房地產泡沫，使之持續時間更長，一旦泡沫最終破滅，將產生更嚴重的危機。
干預匯市的機制如同機器巨獸，也製造出不平等。總部設在美國的公司巨獸擁有或利用中國的那些出口工廠，受益頗多，他們的股東也同樣受益。由於美國股票的90％多都集中在20％的富人手裡，於是絕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富人的腰包。同時，窮人得到的則是低工資、失業和難以煳口的製造業工作。我所採訪的經濟學家們估計，中國的貨幣政策令美國失去了20萬至3百萬個就業崗位。當然，測算差異如此之大，說明只不過算是合理的猜測。但從宏觀上看的確如此。過去十年，美國製造業的就業人數下降了約600萬。如果中國允許其貨幣自然調整，許多以前在美國工廠上班的工人日子會好過得多。
現在是向中國的經濟規劃者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許多市場分析家擔心，中國經濟的增長正在大幅放緩，表明未來幾年中國將維持弱勢人民幣。鑒於此，每次競選演說要是不以中國的貨幣政策來開頭和結尾就怪了。畢竟，假如這一情形得到改觀，很可能是唯一可以立刻給美國製造出就業機會，使貿易更加公平的一件事。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別的經濟方案會同時受到工會和大企業、自由貿易商和貿易保護主義者、華爾街佔領者和茶黨的支持。
自克林頓總統以來，每屆總統都在試圖說服中國實施浮動貨幣匯率。幾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包括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均支持向中國施壓。但候選人總是嘴上強硬。總統們則傾向於溫和而婉轉的方式。他們心知肚明，只有中國才有決定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