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歐巴馬不靠唱紅歌來增加美國人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因為這東西長久不了，這屬於欠債行為，人家總有一天會覺醒的。（看中國配圖）
建議重慶人民問的一個問題，也是全中國的人民需要問的問題，那就是政府的錢從哪裡來，又花到哪裡去？非常湊巧,遠在太平洋的彼岸，歐巴馬正在主動用政府財政預算案的方式，向他的人民主動交待。
一個眾所周知的常識，政府並不產生財富，政府通過決策來促進社會財富的產生，政府手中的錢需要有明確的來源，也要有明確的去向，這是一個公民社會最基本的特點。
很多中國人覺得，管它什麼性質呢？反正我過得好就行。這話不錯，老百姓不用去操心自己拿到的錢是哪裡來，也不用操心周圍是拿什麼錢來建設的，假如有一天發現自己原來欠了一屁股債，情況就不那麼樂觀了。非常顯然，無論你是否關心政府的錢到底從哪裡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錢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為什麼建議重慶人民去問這個問題呢？因為近三年多時間裏，重慶建設的確實不錯，眾所周知有兩部分的支出遠遠超過以往政府，也超出其他同等經濟規模的城市。我們單從重慶自己報導的結果來看，這幾年時間裡面各種類型的唱紅活動大約有23萬場，我們很清楚搞活動是要錢的，而且耗費很大。另外一部分就是增加警察的力量，也就是打黑需要更多的投入，還有社會治安的維護等等。這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這部分多支出錢的來源。
政府資金的來源似乎是一個常識，在稅率和稅種沒有增加的情況下一般都是靠提高產出來達到，從數據上來看，唱紅以後國民經濟產值的確有提高，但其實全國也在增長，而其他省份並沒有重慶那樣額外的支出。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唱紅增加了人們的革命幹勁，這增加的是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但你要說唱紅能提高生產效率，這恐怕和你說唱紅能治精神病一樣滑稽。
什麼叫提高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什麼叫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我們常說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所以我用搬磚頭蓋房子來比喻一個地區的產出。房子蓋得快有兩個因素，比方說你唱紅歌一高興原本一次搬十塊磚，現在一次搬了十二塊，這叫增加勞動強度。一高興多幹了一個小時才下班，這叫增加勞動時間。但這是你自願的，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報酬，你做的貢獻增加了政府的收入。那麼你要是發明瞭一個滑輪，把磚頭吊上去，這叫增加了勞動效率。如果唱紅能導致這樣的發明，估計發諾貝爾獎的地方就改歌劇院了。
那麼要是歐巴馬想唱紅打黑怎麼辦呢？他必須在預算案裡面講清楚，這塊多出來的錢從何而來，如何花出去，決不能說「我們不怕有人說三道四」，那樣馬上就被國會彈劾了，老百姓通過國會議員對這個預算案提出看法。美國的政府想增加社會的產出怎麼辦呢？一方面增加就業，使你在願意拿自己勞動力交換的時候有機會，從而得到相應的報酬，政府從中收稅。
另一方面靠保護知識產權來保護那些提高社會效率的發明創造。比如說你發明瞭用滑輪把磚頭吊上去，那麼增加效率部分產生的利潤受到政府保護。但是很重要的一條，政府從你所得的部分裡，強行拿走一部分，這就是稅收，這是在你發明之前就規定好的，比例從30%（所得稅）到49%（遺產稅）不等。
這就是所謂的政府的錢從哪裡來。花到哪裡去呢？創造就業是重頭戲，因為你讓一部分搬磚頭的人下崗了，這部分錢用來給這些人再培訓，以及創造就業機會。
為什麼歐巴馬不靠唱紅歌來增加美國人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因為這東西長久不了，這屬於欠債行為，人家總有一天會覺醒的。那麼土地的轉讓，地方政府的債務，實質上都是欠債行為，是今天預支了明天的錢。欠債其實也沒問題，你看美國就欠了一屁股債。欠債的時候一定要想好如何償還，而有些地方為了防止出現漏洞，只能讓紅歌唱得更猛烈，完全就是一個龐氏騙局，唯一的辦法就是讓某個人進了常委，用手中的特權侵害其它地方人的利益，把這個窟窿補上，這在中國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顯然會讓更多人受害，那全國人民能幹嗎？
金錢上的欠債有時反而是最好還的，人們沒有注意到的還有一種債，那就是欺負了別人，耽誤了人家的一生所欠的仇債。因為既然我們找不到多支付金錢的來源，那麼一定是瓜分了別人的利益，用經濟上的話來講就是有人支付了成本，用百姓的俗語就是有個窟窿。人人都希望那個成本不是自己，而是別人。
下面我們引述一段據說是通過李莊的自述寫的文章，你可以將之看成是胡編的，但是其中反映了一個中國的現狀，一個成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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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莊：我雙手贊成打黑，但堅決反對「黑打」。你這樣大的陣勢，是迎接歐巴馬來訪呢，還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費納稅人多少錢呀，對我這樣一個律師不值得。
王立軍：我們任何一項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莊：好，我願意做你們的成本。
話畢，王立軍指著李莊，扭頭對專案組人員喊：「你們開始執法吧！」隨後李被戴上手銬，聽到王立軍吩咐專案組警察：他可是一個懂法的人。警察們回應：「明白意思！」
李莊被押上警車，警車呼嘯而行，直奔看守所.........
面對這一切，我們可以保持緘默。這裡我套用一段著名的句子。
當我看到城管當街暴打某個攤販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擺攤的。當我看到某個維權的律師蒙冤入獄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搞法律的。當我看到公安強拆某個人房子的時候，我也沒站出來說話，因為我沒有房子，結果有一天他們朝我來了.........這時就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