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共極權擴張陰影下的臺灣
——無可迴避的宿命
一、引言
一位神情堅毅的臺灣彫刻藝術家登上花蓮的高山，為雕一艘帆船尋找石材。他駐足於峭崖之上，遙望太平洋的萬里波濤，對我說：「我的夢裡，臺灣是一艘巨船；我們拉起風帆，駛向天涯海角，遠遠離開中國，避開中國的逼迫。」他的聲音中有迷茫的海霧瀰漫。
一位身姿妖嬈、體香勝花的採花女，手捻野花，對我說：「我們一點兒都不恨中國人；我第一愛花，第二就愛李後主的詞。… … 請你告訴中國人，我們只是想自己過，請他們放過臺灣。」採花女的音韻比她的話語更富動人的情致。
一位臺灣的政治活動家，坐在竹林中的石桌旁，於茶香縈繞之際，對我說：「中共的領導人也應該有理性。他們應該明白，留下一個民主獨立的臺灣，對中國長遠的發展是有好處的。我們臺灣獨立後會作一個好鄰居，我們會把蔣介石帶來的中國珍寶全部還給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我們也會支持中國… … 。」他的語氣理性而冷靜。
一位臺灣學者在他的客廳裡氣勢如虹地對我說：「美國絕不會讓中國佔據臺灣，那樣第一島鏈就被中國打破了。所以，中共武力犯臺，美國一定會出兵保衛臺灣。以中共現在的軍力，根本不敢和美軍決戰。」學者聲如洪鐘，只是鐘聲雖然洪亮，卻有幾分空洞感。
我深深地理解善良的臺灣人：他們沒有干預中國事務的任何願望，他們不想挑釁中共，他們甚至會忽視中共暴政對中國人所犯下的重重反人類罪行，會在中共屠殺藏人、維人時保持沉默——他們只希望平靜地生活。以上我引述的四位朋友的話，說出當今臺灣人對待中共逼迫的典型的四種心態：石雕藝術家試圖在詩意之夢中迴避中共；採花女希望用燦若野花的善意感動中共；政治活動家想用理性的利害權衡來說服中共；學者則指望通過美國干預的預言嚇阻中共。
但是，中共既無法迴避，也不會被感動、說服和嚇阻。這就是本章將要討論的主要內容。無法迴避，因為，中共的意志成為臺灣必須直接面對的宿命，乃是上蒼的安排；不會被感動，因為，中共暴政不相信善意的微笑或者涙水，而只相信鐡與血；不會被說服，因為，中共暴政只遵從它自己所認知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引導，而沒有興趣傾聽別人的理性，即便那種理性與真理一致；不會被嚇阻，因為，就算美國人自己也很難相信他們會為保衛萬里之外的臺灣而竭盡所能，更何況臺灣的執政黨和馬英九總統正在實施全面投共的國策——在此情況下，恐怕上帝都不會為臺灣而與中共一戰，更何況精於利害權衡的美國政客。
四百年來，臺灣的命運多次被外來強權所左右。外來強權把其意志凌駕於臺灣之上，從來沒有徵詢過臺灣人的意願，因為強權的天性就在於忽視並蔑視弱者，就在於「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現在，中共暴政根據它自己的利益，又要把它的意志強加於臺灣，它同樣不會考慮臺灣人的感受與意願。
我會更具體地說明中共控制並滅絕臺灣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因；我也會說明，中共暴政是臺灣無法迴避的黑暗的宿命。不過，我說明這一切，並非為勸說臺灣在鐵血強權前屈膝。因為，我從不與怯懦者對話。
中共不會被感動，被說服，被嚇阻，只會被鐵鑄的意志、充沛的智慧和浴血的搏戰擊敗。對於臺灣，現在想要「扼住命運的咽喉」，並贏得未來，首先必須放棄一切幻想，清醒而堅定地注視正在逼近的大劫難。唯有真正的勇者才敢於同險惡的命運對視。
二、「統獨」之爭是中共與國民黨權貴共同製造的偽概念
——臺灣的自由處於危險之中
從中共的御用文人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從國共兩黨的政客到它們控制的媒體，都試圖使國際社會和兩岸民眾相信，當前兩岸關係的實質在於「統獨」之爭。然而，他們試圖讓人們相信的，乃是假相。所謂「統獨」之爭是中共與國民黨權貴共同製造的偽概念。
之所以指控「統獨」之爭是偽概念，根本原因就在於，現在兩岸完全就不存在統一的政治基礎。理由簡單而明確：自由民主制度與極權專制水火不容，不共戴天，而不可能水乳交融，統一於一國之內。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對於中國人是侮辱，對於臺灣人則必定是謊言。
「一國兩制」意味著十五億中國人永遠只能生活在極權專制之下，永遠被剝奪決定自己政治命運的權利和思想、言論自由權，即永遠只能作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永遠不能夠成為自由人。確認一個族群只配作強權的政治奴隸——難道不是對這個族群的欺人太甚的侮辱嗎？無論臺灣的政客們，比如國民黨權貴，將來是否會接受「一國兩制」，我相信，絕大多數中國人必定從心底裡抗拒並堅決反對這種把自己當作政治奴隸的模式。
對於臺灣人，「一國兩制」必定是騙局。因為，「一國兩制」意味著中共極權要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控制臺灣。不難預見，在「中央政府」的極權專制控制之下，臺灣完全沒有可能長久地保持自由民主制度，而臺灣人從自由人淪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當可計日而待。更何況，極權專制根本沒有以「中央政府」的名義控制民主臺灣的政治道德資格；中共暴政這個反人類罪的政治罪犯，只配被押上歷史的審判臺，為它的百年罪惡接受正義的審判。依今日之情勢，臺灣絕對不應當統一於中共暴政；如果臺灣喪失了政治獨立和主權地位，受控於中共暴政，就意味著臺灣喪失了自由和尊嚴。
既然根本不存在統一的政治基礎，中共為什麼要製造「統獨」之爭的偽概念？一切偽裝都是為了掩蓋真像。中共正是要用「統獨」之爭這種具有強烈民族利益色彩的議題，來掩蓋其仇恨並滅絕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實動機。
我曾多次指出，臺灣的自由民主化在十五億中國人中產生的政治示範效應，已經成為對中共暴政最致命的政治威脇；中共把民主臺灣的這種政治示範效應視為心腹之患，必欲滅絕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方能消除其全球擴張的後顧之憂。中共暴政十分清楚，如果它把自己仇恨臺灣自由的真實動機公之於眾，必將受到包括中國人在內的萬夫所指，所以，它一定要牢牢地把真實動機隱藏在「統獨」之爭的民族主義概念之下。
事實上，中共是偽民族主義者。作出這個判斷，並不只是由於中共背叛了文化的祖國，通過六十餘年的國家恐怖主義的統治，滅絕中國文化精神，使中國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殖民地，使中國人淪為文化的亡國奴，更是因為中共天性上只把獲得和保持一黨私有的國家權力視為最高原則，在中共的政治詞典上，「民族利益」只意味著為獲得和保持其專制權力可以隨時出賣的婢女。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後期，蘇共為把外蒙古變成其衛星國，策劃外蒙古從中華民國的版圖上分離出去。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公開發賀電，祝賀外蒙古人民從此獲得了獨立和自由。可是現在，中共的大小狗官卻又全都吠聲一片，聲稱「台獨就意味著戰爭」。外蒙古的面積是臺灣的近三十倍。為什麼在外蒙古獨立和臺灣獨立的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判若兩人？這種巨大的反差後面有一個不變的原則，即對專制權力的貪慾。——當年中共向蘇聯摧眉折腰，為其把外蒙古從中華民國版圖上分離出去而歡呼，是要討得蘇聯之歡心，助它攫取統治中國的專制權力；今日中共對臺灣怒目相向，形色猙獰，是要控制並消滅臺灣的民主制度，從而滅絕自由的臺灣在中國人心中點燃的政治自由的希望之火，以維護極權統治。可見，專制權力是中共最高的原則，而包括「統一或獨立」在內的民族主義的議題，則是中共用來作政治表演的道具。
從中共建黨之日起，專制權力就成為其不變的生命主題。因為，獨裁集團的一切政治經濟利益和特權，都依賴於專制權力。擁有專制權力，中共便擁有了把國家當作私產任意揮霍的條件，便擁有了把人民當作奴隸任意欺凌的條件。對於獨裁集團，唯有國家成為專制權力的私產，才能滿足其貪慾；唯有人民成為政治奴隸，才能滿足其踐踏人民命運的野心。
不過，當代中共權貴階層對權力的態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同過去的中共官僚集團相比，他們對於失去權力的恐懼更加強烈。 「六.四」屠殺之後，中共暴政推行讓中國人在物慾中腐爛以忘卻道德良知的國策。然而，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腐爛的是中共官僚集團。中共暴政迅速墮落成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最無恥的貪官污吏集團；國家徹底淪落為各級官吏用以攫取財富、欺凌民眾的工具。中共暴政又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其腐爛的程度。除了政治黑手黨式的權力之外，中共已經一無所有；失去權力，中共官吏不僅將失去政治社會特權，失去其利用腐敗權力積聚的財富，而且必將因其反人類罪和貪污掠取國家社會財富罪，受到審判，甚至政治懲罰——中共暴政的統治不僅積累起如崇山峻嶺般的罪惡，也積累起難以消融的社會仇恨。對此，江澤民和胡錦濤均有清醒的認識。
二零零五年，中國政治流亡者組成的民間法庭——「審判中國共產黨悉尼特別國際刑事法庭」，在袁紅冰大法官主持下作出判決，根據國際法，以反人類的罪名，判處江澤民等人終身監禁，不得保釋，並兼處沒收全部個人財產。從中共新華社「內參」上看到這個消息後，江澤民極為震怒。他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評論說：「不要小看這件事。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發出的一個明確的信號。如果有一天我們喪失政權，他們是要對我們反攻倒算的。這不是針對我個人，而是針對我們全黨的，他們妄圖審判中國共產黨。我黨假使失去執政地位，就會淪為階下囚… … 。」
二零零六年十月，中共決定整肅陳良宇之後不久，胡錦濤在中共的一次內部會議上講：「… … 黨內有些人說中央決定審查陳良宇同志是搞派系鬥爭。這種說法極不負責，危害極大。陳良宇同志對抗中央指示，拒不執行中央政令，嚴重損害了中央威信。如果不及時加以制止，很可能影響我黨的執政地位。這是中央決定對於陳良宇同志採取組織措施的根本原因，是從我黨執政地位的高度來看問題必須做出的決定。… … 今後，對於任何可能對我黨執政地位產生消極影響的問題，都要高度重視，當做頭等大事來抓。… … 全黨同志務必不能忘記蘇東巨變的教訓。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黨的執政地位。… … 敵對勢力不斷叫囂有一天要對共產黨進行審判。如果我黨失去執政地位，出現這種情況不是不可能的… … 。」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的講話，都在表述中共暴政對失去專制權力的深刻恐懼，以及視專制權力為生命的意志。當前，中共製造「統獨」之爭的假象，就是為了掩蓋其對自由臺灣的恐懼；中共急於解決臺灣問題，就是為消除臺灣自由化對中共執政地位的威脅——不是臺灣要威脅中共，而是臺灣自由的示範作用自然成為中國自由化的政治啟蒙。
自由與極權之爭，民主與專制之爭——這是當前兩岸關係的實質內容。只有撕開假象和謊言，讓兩岸關係的實質內容清晰地呈現在世界面前，在中共暴政實施控制臺灣的政治陰謀過程中，臺灣才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同情和強有力支持。因為，唯有自由才是屬於人類的共同事業。中共暴政用「統獨」之爭的假象掩蓋自由與極權之爭的真相，就是為了使兩岸關係「民族主義化」，從而剝奪國際社會支持臺灣的理由。
保衛自由的過程中得到人類的支持，對於臺灣極端重要，甚至相當程度上關乎臺灣今後百年的命運。要想讓保衛臺灣自由之戰，成為當代人類為捍衛自由而同極權暴政進行的一次決戰，首先必須採取有效措施，讓國際社會明白兩岸關係的實質之所在。此乃臺灣自由的生死存亡之道，有志抗爭強權者不可不察。
如果說中共製造「統獨」之爭的假象是為掩飾其對臺灣自由的恐懼和仇恨，那麽，國民黨權貴趁風揚沙，幫助中共製造「統獨」之爭的假象，則是為了掩飾其投共賣臺的無恥。現今之臺灣，根本沒有「統一」派，只有「投共派」，只有「等待被中共統一派」。國民黨權貴早就喪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意志。人是意志的存在；喪失意志，人便魂飛魄散，成行屍走肉——人如此，政黨也如此。當今之國民黨權貴階層既無統一中國之意志，又無保衛自由民主臺灣的願望與信心；他們喪魂落魄，唯一的生命活力，在於通過投共賣臺，儘可能從中共那裡得到更多賞賜。
利用臺灣給與他們的名譽地位，向中共暴政顯示其賣臺的能力，冀得中共的賞識，這已成為國民黨權貴階層的時髦之舉。天可憐見——中共小狗官陳雲林以「天朝上國」使臣之驕橫來臺時，國民黨權貴爭先獻媚之奴態紛紛，更有連戰、宋楚瑜為沒有爭得宴請中共小狗官之機會，竟撕破老臉，公開在電視上同馬英九爭風吃醋，真是怎一個醜字了得。
臺灣這方水土養育了國民黨權貴六十餘年，今日被養育者要以出賣臺灣根本的政治利益，即出賣臺灣的自由與獨立，來深刻地傷害養育者。對於中共，喪失專制權力就喪失了一切；對於臺灣，喪失了自由與獨立就喪失了一切——兩千三百萬自由的臺灣人將由於自由和獨立的喪失，淪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可悲之處在於，國民黨權貴只為一己之利益，就要背叛臺灣的根本政治利益。可謂無恥之尤。
無恥者常偽善。國民黨權貴隨中共製造的「統獨」之爭的節律起舞，想要讓歷史相信其投共賣臺是基於「民族大義」，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從而掩蓋其無恥。國民黨與中共百年恩怨情仇，又怎能不知中共從創建之初就是一個政治、文化和組織上的外來勢力，又怎能不知中共統治六十年就是中國文化精神被徹底摧毀的六十年，又怎能不知中共暴政之下，八千萬中國人死於社會災難、政治迫害和血腥屠殺——怎能不知中共暴政是中國的罪惡與災難之源，是中國人民的公敵，是背叛文化祖國的賣國賊集團。
國民黨權貴投降中共暴政，乃是認賊作父，與中華民族為敵之舉；國民黨權貴背叛臺灣人民，出賣臺灣的自由與獨立，乃是千古罪人之舉。投共不仁，叛臺不義；不仁不義，狼心狗行，此乃當今國民黨權貴階層之謂也。
中共謀臺，其心毒如蛇蠍，狠如虎豹；國民黨權貴賣臺，其意陰險莫測，寡廉鮮恥。內外交迫之下，臺灣自由已處現實的危險之中。思之念之，令人百慮交集，心急如焚。
三、中共已經全面展開對臺灣的「超限戰」
——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是臺灣自由的保衛者，還是中共的同盟軍
中共「超限戰」的「新思維」之一，表現為對戰爭概念的重新定位，即戰爭不再被視為純軍事性或者軍事性為主的領域，相反，一個國家試圖迫使其它國家或者政治勢力接受自己的政治意志，以及經濟利益、文化利益而實施的非軍事的和軍事的行為，都歸於戰爭的範疇。
根據「超限戰」理論，中共早已在經濟、文化、政治、社會各領域，全面展開對臺灣的登陸作戰。《臺灣大劫難》一書所述《解決臺灣問題的政治戰略》，則是中共在二零一二年內完成對臺灣「超限戰」作戰任務的方略。現在，中共為滅絕臺灣自由的「超限戰」正如火如荼，已成烈焰遼天之勢，而國民黨權貴和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降政策使人們不得不問，他們究竟是臺灣自由的保衛者，還是中共的同盟軍。
中共對臺灣的「超限戰」，以通過統戰活動實施的社會各領域全面滲透作為主要方式，以「軍事鬥爭準備」作為輔助。其具體作戰邏輯就是先經濟、文化一體化，然後，二零一二年實現政治一體化。當前，中共不遺餘力，高速推動經濟和文化一體化進程，國民黨則全力跟進，緊密配合。中共與國民黨之行動默契如風動枝搖，似夫唱婦合。
在對臺灣問題實施最終的政治解決之前，首先實現兩岸經濟一體化——這是中共控制臺灣的最重要的戰役目標之一。ECFA的簽訂就是達成這個戰役目標的標誌性事件。
關稅是一個國家保衛自己經濟安全的制度之牆；ECFA實質上是趨於零的關稅協議。這個協議一簽訂，就意味著兩岸之間的關稅制度之牆被拆毀，從而形成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但是，ECFA，這個看似對雙方都很公平的協議，在目前兩岸情勢的具體背景下，則只有利於中共實現其謀臺的政治戰略；對臺灣的自由卻構成致命的威脅。作出這個判斷的理由如下：
首先，中共的基本戰略在於否定臺灣的主權與獨立，消滅《中華民國》的法統和國體，用中共的極權政治統一臺灣，使中共一黨專制的政體，以中央政府的權威控制臺灣。這個戰略目標眾所周知，中共也佈告天下，從不隱諱。在上述政治前提下，面對在領土、人口、國力與軍力諸方面都極不對稱的鐵血強權，臺灣同中共簽訂ECFA，豈不等於自毀衛護自己經濟安全的關稅屏障，豈不等於自願為中共謀臺的兩岸「政治一體化」預先作「經濟一體化」的奠基。不同政治體制國家之間當然應當依照國際法進行經濟交流。但是，極權專制與自由民主體制形成政治上的悖論，這種政治悖論必然對經濟交流作出限制，即兩者之間的經濟交流不能達到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否則，當極權專制處於不對稱的強勢的情況下，經濟一體化就只意味著自由民主制度被控制的前奏曲。
其次，中共對諸多國家實施經濟利誘或者政治逼迫，促使這些國家弱化，甚至切斷同臺灣的經濟關係。中共這樣作，是為了壓縮臺灣的國際經濟活動空間，建立起對臺灣實施經濟圍堵「柏林牆」，將臺灣逼向中共的經濟體系，使中國成為臺灣唯一有經濟戰略價值的市場和資源的依托。ECFA的簽訂則意味著中共經濟「柏林牆」戰策的成功。不用經濟學專業知識，僅凴常識人們就能理解，對於任何一個國家，對外經濟關係多元化都是
其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當中共運用經濟「柏林牆」，把臺灣逼上只能同中共「經濟一體化」的不歸之路時，臺灣就將由於喪失對外經濟多元化的能力而喪失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在那種情況下，同中國的「經濟一體化」就成為套在臺灣脖頸上的經濟絞索。當二零一二年中共用極權政治的鐵手拉緊這根經濟絞索時，臺灣將如何保衛自己的政治自由！
中共「超限戰」似黑雲壓城；經濟戰戰鼓頻頻，風急雨驟。值此危機之際，作為總統和執政黨，本應當作出一切必須作出的艱苦努力，擊破中共圍堵臺灣的經濟「柏林牆」，開拓多元化的對外經濟關係，強化臺灣經濟安全的基礎。然而，事實卻完全相反。馬英九和國民黨並不籌思救國之大策，而是通過ECFA的議題，為中共實現「經濟一體化」戰策赤膊上陣。
先是開投共之先河的連戰，罔顧中共全力壓縮臺灣經濟的國際空間之事實，竟稱如不同中共簽ECFA，臺灣經濟就會邊緣化——他要臺灣人相信，中共，這個在國際上逼迫臺灣經濟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乃是使臺灣經濟免於邊緣化的救星。後有總統馬英九，一邊重複連戰的荒謬邏輯，一邊為臺灣簽訂ECFA定下最後期限，大有不盡快把臺灣的命運送入中共默認的陷阱絕不罷休之勢。
澳大利亞、日本等發達的自由民主國家，都對同中共簽訂類似協議持極為謹慎的態度。澳大利亞甚至把同中共簽訂類似協議的可能性推遲至二零四零年之後。之所以如此，可能是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對於建立在違背良知和理性基礎上的中共經濟體心存疑慮；他們不相信這樣的經濟體會長期存在與發展，所以不願意把自己國家的經濟命運，同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過分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反觀馬英九與國民黨，對簽訂ECFA之事，簡直急如星火，不肯稍待，與之同時，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也及時配合馬英九和國民黨，聲稱，簽訂ECFA一定會給臺灣讓利。國共兩黨領導人真可謂知心之交。只不過，臺灣的民眾是否會相信，一個用幾十萬大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自己同胞和學生的鐵血強權，沒來由突然會對臺灣人關愛有加，溫情婉轉，慷慨讓利。顯而易見，中共是為實現政治一體化的戰略而對臺灣「讓利」；這種「讓利」只意味著政治陰謀，中共控制臺灣的政治陰謀實現之日，就是中共對臺灣的經濟「讓利」結束之時。
二零一二年政治一體化之前，先實現文化一體化，這是中共對臺「超限戰」的另一項重要戰策。中共對臺灣的文化滲透可喻之為如水銀泄地，無孔不入。
中共通過台商已成功控制了臺灣的媒體，蔡衍明的中時集團就是一個範例。相當一部分臺灣媒體淪為中共宣傳部的代言人和中共「超限戰」的政戰單位。
出版社和書店為避免因觸怒中共而使經濟利益受損，已實行嚴格的「自我審查制度」，對中共刻意封殺的作品暗中作出種種限制；中共屬意的作品則成臺灣出版界和書店的寵兒。
中共運用資助研究經費、邀請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學、提供旅遊機會等諸種方式，將為數眾多的臺灣學者馴化成朦昧學術良知的政治小動物。其中最可悲者，利用專業知識為中共政治統一臺灣的戰略背書；其中最可憫者，為物性利益而背叛了知識份子應當承擔的對臺灣的社會道義責任。
宗教竟成信奉唯物主義的中共實施統戰活動最密集的領域之一。相當一段時間以來，臺灣和尚、道士赴大陸弘法傳道，受大陸香火者日眾。當年有臺中某寺大和尚稱，選上民進黨候選人作總統，會血流遍地。不久前，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賈慶林向中共政治局作報告時，信心滿懷地說：「二零一二年，臺灣的宗教界將對大選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中共文化性「超限戰」事項繁多，難以盡述；視界所及之處，無不觸目驚心。馬英九和國民黨對中共推行「文化一體化」的種種行為，或熟視無睹，聽之任之；或巧舌如簧，多方掩飾；或鼓勵縱容，百般支持；或曲意逢迎，關切備至。最具諷刺意味之處在於，中共實際控制的臺灣媒體，如中時集團等，竟在毫不掩飾地作中共宣傳工具的同時，為國民黨政策百般鼓吹，為馬英九竭力辯護，似乎國共兩黨已經情結連理。
除「經濟一體化」和「文化一體化」這兩個重要戰略領域之外，其它方面馬英九政府的全面投共政策也已日益昭彰。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中共把解決臺灣問題作為首要戰略方向。當前中共的「軍事鬥爭」準備，集注於策應對臺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滲透，並已作好準備：一旦非軍事方式不能實現二零一二年控制臺灣的目標，則不惜用軍事方式佔領臺灣。中共外交的中心則是同美國和日本進行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易，盡最大努力消除中共不得不軍事解決臺灣問題時美軍介入的可能。
面對如此險惡的軍事外交形式，馬英九本應當千方百計籌思衛國之策，讓世界瞭解臺灣的自由處於危險之中，竭儘可能獲得國際社會對臺灣的道義和外交支持，尤其要加強對美外交，以便中共武力犯臺時能夠從美國得到強有力的軍事援助。然而，馬英九及國民黨權貴卻反其道而行之。
馬英九先是輕聲曼語，宣布外交休兵，軍事不武，向中共獻媚示好；繼之以公告兩岸已建立互信，離戰爭越來越遠，試圖掩飾中共謀臺管弦繁急、事態險惡之真相，麻痺臺灣和全世界對強權擴張的警覺性。
尤其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據二零一零年五月二日諸多媒體報導，日前臺灣總統馬英九公開對美國CNN說：「永遠不會要求美國人民為臺灣而戰。」馬英九此語，以臺灣總統的名義，徹底斷絕美國人民，乃至世界其它國家人民，為衛護人類自由事業，在臺灣生死存亡之際，同中共搏戰的可能。馬英九此舉，可謂自絕於國際社會的支持。正當臺灣命運凶險難測之時，馬英九上述宣稱無異於從背後捅向臺灣的卑鄙陰險的一刀。可以想見，中共狗官聞馬英九此語，定然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馬英九短短一言，寥寥十餘字，為中共謀臺解除了美軍可能介入台海衝突之大憂，使中共可枕戈而安臥。對於中共滅絕臺灣自由之戰略，馬英九一言真可抵百萬大軍之助。中共又焉能不欣喜欲狂。無怪中共鷹派將軍朱成虎在國防大學講課時，對此評論道：「從今往後，我們不必再真正反對美國對臺軍售了，給國際上做個樣子即可。而且，我們還要希望臺灣儘可能從美國買到高、精、尖的武器。反正二零一二年之後，這些武器都要被我們收編。」
無論如何，臺灣也有對馬英九天覆地載數十年之恩義，然而，馬英九卻以斷絕國際社會保衛臺灣自由的可能來回報，其心又何其毒也，其意又何其險也。
馬英九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軍事各領域全面投共政策，正在把臺灣的自由帶往中共默認的絕境死地。不過，馬英九政府和國民黨權貴對於臺灣的最深刻的傷害還在於，其投共媚共的醜行卑態，正在摧毀臺灣人，特別是青年人對臺灣的民主制度的自信，對臺灣的多元文化的精神價值的自信，對臺灣的經濟能力的自信——馬英九政府和國民黨權貴正在摧毀臺灣人自強自立的意志，正在摧毀臺灣作自由人的信念。
對馬英九上臺兩年來的台海兩岸局勢作縱橫觀，已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馬英九政府和國民黨權貴不是保衛臺灣自由的戰士，而是中共暴政謀臺的同盟軍，他們正在同中共暴政默契配合，背叛臺灣的自由，出賣臺灣的獨立，逐步把臺灣引上作中共專制的政治奴隸的命運之路。
這個結論對於臺灣是冷酷的。鐵血強權逼迫於外，自由獨立的叛賣者執政於內——臺灣，你將怎樣走出歷史的困境，你將怎樣殺出命運的重圍？愁緒如海，憂思如山；憂思愁緒已使太陽長出白髮三千丈。
四、不惜與美國作軍事決戰
——中共是以血海為美酒的魔鬼
中共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條件下就大規模投入韓戰；中共會實施導致四千萬農民餓死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方案；中共會展開幾乎造成政權崩潰的、動亂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動幾十萬大軍屠殺學生，血洗北京，等等——所有中共在歷史上作出的關乎基本戰略的選擇，國際社會的有關專家、學者和研究人員，幾乎都沒有作出濄準確的預見。現在，又有不少專家和研究人員，特別是一些臺灣的學者，在對中共的戰略選擇作出一個判斷：中共不敢對臺灣採取軍事行動，因為不能排除屆時美軍介入的可能；中共不會選擇同美軍直接衝突，因為雙方國力軍力相差懸殊。
上述這個判斷仍然在重複以往的錯誤。之所以在中共戰略選擇的問題上總是「測不准」，原因在於國際社會上的各種身份的判斷者，對於中共的思維邏輯的基本特徵缺乏瞭解，他們用一種和中共政治環境完全不同的參照系中養成的思維邏輯，來判斷中共的行為，其結果必然是南轅北轍，不可能準確。
戰略決策的非理性和戰策戰術的極端理性——這是中共極權的基本思維邏輯。國際間中國問題研究者多為理性動物，他們以理性的利害權衡為基點研究中共的戰略選擇，就如同根據猴子的邏輯判斷虎狼的形跡一樣荒謬。
決定中共戰略決策的，不是理性的利害權衡，而是極權專制的權力意志，或者說是凝結在權力意志中的價值取向。在臺灣問題上，這種極權政治思維邏輯的特徵表現得格外明顯。臺灣的民主化對大陸民眾的政治示範作用，構成對中共極權的致命威脅，為維護極權體制，必須控制並從實質上滅絕臺灣的民主制度——這是中共對臺灣問題作出戰略選擇的基本思路的最簡明表述。在這個戰略選擇過程中，美國的國力、軍力以及美軍是否介入台海作戰等理性思維要素，都在中共的決策視線之外。
事實上，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黨領導下的‘中國崛起’必然同美國的戰略利益發生根本衝突」這個判斷，就被中共高層確定為關於國際政治的基本戰略觀念。之後數年，中共「超限戰」理論便把同美國的戰略衝突鎖定在兩個具體問題上，即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超限戰」理論把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列為中共的「核心國家利益」，並指出，用外交方式同美國達成「國家核心利益」上的互利的政治交易，使美國在軍事上置身事外，是解決臺灣問題和西藏問題的最佳策略選擇。但是，如果發生台海戰事，或者二零一六年後為解決西藏問題而展開對印作戰時，由於沒有達成同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的交易，美軍進行軍事介入，則不惜以「超限戰」戰法，同美軍決一死戰。因為，「在事關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上，沒有退讓的餘地，一退便陷入戰略上的被動。」
中共國防大學防衛學院院長朱成虎是「超限戰」理論專家，在中共軍界又「虎將」之稱，同被稱為「智將」的劉亞洲並列。他的軍銜雖然只是少將，但是由於任國防大學教授，他的學生中不僅有眾多少將，而且有為數不少的中將、上將，所以，他以及他信奉的「超限戰」思想，在中共軍中頗具影響。二零零五年，朱成虎在香港宣稱，如果美軍介入台海戰事，而中共的領土——包括臺灣和中國的艦船，一旦受到美軍攻擊，中共將用核武器反擊；結果可能是中國西安以東的城市全部被毀，而美國也必須作好數以百計的城市被毀的準備。
朱成虎此言一出，國際嘩然，舉世震驚。於是，一群從來就沒有對中共的戰略選擇作出過準確判斷的專家、學者們，不知藉著從哪裡得到的自信，斷然宣稱，朱成虎的話只是個人的意思表達；中共領導層不可能如此沒有理性。這群專家、學者們的宣稱只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一個真理，即無知者最武斷；愚蠢者最固執。
任何人只要對中共極權政治稍有常識性的瞭解，就不可能不知道，中共的將軍在公開發言中是沒有個人意志的。朱成虎的對美核戰的言論，是中共戰爭意志的表達。只不過以朱成虎個人談話的方式來表達，較為委婉。至於專家學者對「中共領導層不可能如此沒有理性」的論斷，則更屬無知之言。朱成虎關於不惜「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也要與美國決戰的意志，乃是對毛澤東的政治基因的繼承。當年毛澤東不僅曾鼓動赫魯曉夫同美國進行核大戰，而且在中共內部也多次談過核戰問題。越戰時，中共曾作出只要美軍越過北緯十七度線，就公開派兵入越作戰的決定。據中共國防大學黨史教研室的資料，在作這個決定的過程中，毛澤東對軍隊將領說：「美國是紙老虎，核武器也是紙老虎。大不了同美國打一場大仗，美國給我們丟幾顆核彈。中國死一半人，或者死三分之二，我們還會剩下兩億人。有什麼可怕的。」可見，朱成虎與毛澤東一脈相承。
一位詩者與哲人目睹中共於一九六八年屠殺蒙古人的慘狀後，曾有言：「中共是以血海為美酒的魔鬼。」從毛澤東到朱成虎的核戰言論中，人們可以呼吸到更濃烈的血腥氣。中共視億萬生命如草芥，有其生命哲學的根源。唯物主義把生命歸結為物質。這是一種對生命最陰暗絕望的哲學關照。凡把生命本質視為物質而不是心靈的哲理，定然輕賤生命。唯物主義就構成中共的理論基礎。同時，因掌控極端的權力而凌駕於芸芸眾生之上的獨裁集團，有一個共同的天性，即把人類的命運視為展現其個人意志的舞臺，而決定其個人意志取向的，是從任意運用極端的權力中湧現的快感；對於獨裁集團，蘸萬里血海，書寫運用權力的歷史，乃是快感的極致。
朱成虎的對美核戰宣告並非虛聲恫嚇；中共「超限戰」理論關於同美國作軍事決戰早有預案。根據該預案，出現美軍全面介入台海作戰的態勢，中共就將依照「超限戰」戰法，發起對美決戰。決戰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運用彈道導彈，以及其它常規性長程武器，對美軍參戰的航母戰鬥群，以及東亞的美軍基地實施毀滅性打擊；與之同時，全面動員長期培育的以各種移民身份潛伏在美國的中共十萬秘密力量，與潛入美國準備發動恐怖主義攻擊的特戰隊相配合，以中共駐美使領館和中共大型商業機構為指揮中心，發起「超限戰」，用城市游擊戰和秘密襲擊的戰法，在短時間內，徹底摧毀美國各大城市的核電廠、電廠、變電站、自來水系統、供暖系統、食品供應系統、水壩、橋樑、機場、車站、港口、地鐵、郵局、通訊系統等戰略性民用設施，讓美國的國民生活系統陷入全面癱瘓，讓美國的所有大城市都變成黑暗之城，死亡之城，以摧毀美國民眾和國家的作戰意志。
如果第一階段在美國本土的「超限戰」沒有達到摧毀美國作戰意志的目的，同美國的決戰即進入第二階段——全面核大戰階段。中共實施核大戰的「殺手鐧」武器，目前不是戰略核潛艇，而是千里太行山洞穴內的遠程戰略核導彈。在太行山中，中共掘出縱橫數千公里的大通道，通道寛可並行四輛大型軍用卡車；通道上面的岩層厚達數百米。數百枚戰略核導彈日夜在山洞的大通道內遂行機動，構成美軍沒有能力摧毀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核反擊能力。
中共為什麼強調保有多批次的核反擊能力？對此，朱成虎在給國防大學戰略班學員授課時曾有解釋。他認為，同美國的核大戰將是逐步升級的作戰過程，而不是一開始就進入全面核戰狀態。因為，全面核戰是沒有勝利者的互相徹底摧毀的戰爭。為避免一開始就進入互相毀滅的狀態，雙方都會使核戰逐步升級，而這一過程與其說是核軍力的較量，不如說是國家意志的較量，歸根到底是人的意志的較量。一位學員的聽課筆記中，記錄了朱成虎的這樣一段話：「美國民族性格有衝動、急躁、強悍的一面，又有怕死、脆弱、過分敏感的一面。我判斷，只要我軍掌握了核戰逐步升級的節奏，具備多批次反擊的能力，在這場意志的較量中，我軍將必勝；在互相徹底毀滅的全面核戰爆發之前，美國的意志必定崩潰。同志們，美國國家意志一旦在生死較量中崩潰，美國的急速衰落就是必然的。一個國家魂飛魄散了，還怎麼可能強大。二十一世紀就將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世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之奮鬥終身的共產主義事業也會隨之復興。」
朱成虎的上述理論被中共軍界稱為「核瞪眼」理論。朱成虎也宣稱，中共只要同美國在兩次「核瞪眼」的意志較量中獲勝，中共的崛起就無人再可阻擋。而兩次「核瞪眼」，一次是指解決臺灣問題時美軍全面介入；一次是指為解決西藏問題而展開對印作戰時美軍介入。
當前，軍中鷹派的「核瞪眼」理論仍被胡錦濤的「和平崛起」騙局遮擋在鐵幕之後。不過，胡錦濤之所以決策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全面滲透的統戰方式解決臺灣問題，並非由於他對和平的熱愛，而是出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考慮——用軍事方式解決臺灣問題，文職出身的胡錦濤無法真正控制事件的過程，而江澤民培育的太子黨軍人將因此獲得榮耀和威望；用統一戰線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胡錦濤及其「團派」勢力則可以游刃有餘地操縱整個過程。
然而，胡錦濤的意志又一次受到軍方的挑戰。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臺灣大劫難》在臺灣出版，書中披露了胡錦濤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方略。兩個月之後，國防部長梁光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報告。這份報告針對《臺灣大劫難》的出版事件，提出兩項建議。首先，梁光烈建議對於用統戰方式為主解決臺灣問題的戰略重新評估。其理由在於，如果繼續實行原來的戰略方案，就等於按照《臺灣大劫難》披露的內容行事。這不僅可能造成極大的政治被動，也會受到敵對勢力和歷史的嘲笑。其次，梁光烈建議嚴肅審查泄密問題，無論牽涉到誰都要一查到底；應當盡快對涉嫌最大的曾慶紅家族成員、陳希同家族成員、陳良宇家族成員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進行審查。
對於梁光烈的報告，胡錦濤作出批示，並傳達到省部級官員和軍隊的集團軍主官以上官員。胡錦濤批示的主要內容如下：（一）用統一戰線方式為主，軍事鬥爭準備為輔的方針解決臺灣問題，是黨中央的戰略決策。不能因為一本書就改變。況且，這個戰略決策執行的十分順利，我黨與國民黨在和平統一問題上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二）要重視《臺灣大劫難》出版帶來的消極影響。有關部門要統籌安排，作好臺灣方面的工作，盡量限制這本書的發行範圍。我們控制的臺灣媒體對這本書要作到不評論、不提及、不參與炒作。（三）加強對這次泄密事件的查處力度。
從批示內容看，胡錦濤拒絕了梁光烈改變對臺戰略的建議。但是，據中共高層良知人士透露，胡錦濤於二零一零年春節後，曾到國防大學視察。期間專門接見了朱成虎，聽取他匯報「核瞪眼」理論，還對朱成虎的研究成果給予高度肯定。由此可見，曾把藏族僧人淹沒在血泊中的胡錦濤，本質上並不會拒絕以血海為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