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為瞭解釋毛澤東為什麼對這部電影大動肝火，袁晞在自己所著的《武訓傳批判記事》的開頭摘錄了1951年的頭幾個月，毛澤東為部署鎮壓反革命運動給各地負責人的很多指示：「在湘西一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時很必要的。」對這個數據我至今懷疑是統計呈報時有誤，一個縣殺四千六百多！？趕上文革時道縣的群眾專政大屠殺了。...看到這些批示，我才醒悟，《武訓傳》中有一句台詞可能會極大地觸怒毛澤東先生。影片中，武訓對橫刀躍馬馳騁奔馳的周大說：「光殺人，能行嗎？」
《武訓傳》(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2012年3月15日，一條消息出現在中國大陸的網路上：由孫瑜執導、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後，開始發行正版DVD，亞馬遜中國、淘寶商城及北京圖書大廈等地均有銷售。
今天的絕大部分青年人不會認為發行一個DVD是個啥事情。但這一消息引起眾多影迷和文化學者、歷史學家的關注和熱議。《武訓傳》事件是一段中國人不堪回首，但又必須記憶，認真思索的歷史。我們必須從此片的遭遇思考一些重大又可怕的問題：一直試圖讓軍事家、詩人、哲學家、革命者的光環籠罩在自己頭上的毛澤東，為什麼要在百忙中撰寫電影評論呢？為什麼要在建政伊始發動一場全國性的批判運動呢？
《武訓傳》是「新中國首部禁片」，1948年由南京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是一部以清朝光緒年間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為內容的黑白電影。它引發了建政以後第一場全國範圍的文化批判，也是建政後第一次所有參與其事或稍有關係的人都必須表態的洗腦表忠誠運動。表態做檢討的人包括電影的導演、演員和當時國務院總理。1952年春天，周恩來到上海時告訴孫瑜，自己曾經在北京對此事做過檢討，因為「電影攝成後，由他在中南海放映審閱過」。1986年，孫瑜寫文章提到這事說自己當時「內心激盪起劇烈的震撼。敬愛的周總理！……哪裡輪得上由總理來分擔」。
△三看《武訓傳》
在這次發行DVD之前，中國大陸想看到《武訓傳》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跟朋友聊天時，我會不無得意地說，不好意思，我看過三次，膠片。第一次看是1967年前後的文革時期。那一陣放映了兩部供批判的電影，除了《武訓傳》還有《清宮秘史》。
那時我還是孩童，家住在南京師範學院的對面，那裡是我後來念本科的母校。放映《武訓傳》這些批判電影，對小孩限制得更嚴格。我們得翻牆，那時候翻的是真正的牆，南師的灰渣磚砌牆。我跳進牆裡溜到禮堂外，還把一個窗戶上的鐵欄杆拉彎了才鑽進去。然後悄悄地溜到銀幕後面，坐在地上，仰著脖子看，看過後就學趙丹用山東方言講話「辦義學，辦義學；打一拳，三個錢，踢一腳，五個錢」。
我的研究生課程是在中國電影資料館上的，看了許多當時被禁的電影，諸如反應文革時紅衛兵武鬥的《楓》、反映9.13事件的《瞬間》、《苦戀》；1950年代就被批判禁止的影片《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武訓傳》等，進口內參片《鴿子號》、《山本五十六》、《啊，海軍》、《虎，虎，虎》等。
第三次有機會觀看《武訓傳》是2005年。那年6月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聯合舉辦「紀念中國電影百年趙丹表演藝術研討會」。於藍、黃宗江、李苒苒等和趙丹生前有過創作合作的夥伴，以及趙丹親屬、好友等60多人參加了研討。研討會前一天，6月4日，放映了趙丹主演的電影《李時珍》、《我們夫婦之間》和《武訓傳》。
有的青年學生看過《武訓傳》之後跟我說，《武訓傳》很左嗎，怎麼還受到批判？是的，這部電影1949年之前拍攝了一半，「新中國」成立以後，導演孫瑜已經加進了許多「揭露統治階級和反映農民革命的內容」。在敘事結構上最大的改動，就是把原作中的車伕周大改成太平軍壯士。影片結尾時，孫瑜讓體格魁梧、身手矯健的周大帶領隊伍從武訓身邊英勇地飛馳而過，高喊：「大家一起好好地幹！將來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在片頭和片尾，還加上了黃宗英扮演的「新中國」的教師講說主旋律台詞。她給一群小學生講課，給影片的主題思想戴上帽子：「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流血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的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之下，趕走了帝國主義，打倒了反動政權，必然地得到瞭解放」。也許是急於表示政治態度，這些台詞在修辭上都直奔主題，語句也略有疊床架屋，同義反覆。
△觸及毛的敏感神經
和許多觀眾和電影學者一樣，我認為這部作品是趙丹表演藝術的最高峰。
那為什麼毛澤東當時要如此認真、嚴厲地批評《武訓傳》呢？我的猜想是，這部電影觸到毛澤東敏感神經，這就是如何對待讀書救窮人與暴力奪天下問題。就藝術文本來看，《武訓傳》也許是中國大陸1949年以後最早的暴力美學。許多觀眾看過電影以後記憶最深的都是武訓挨打的鏡頭。導演孫瑜跟周恩來是南開中學同窗4年的老同學，據他回憶，武訓挨打的暴力鏡頭是周恩來對影片的唯一意見。
1951年2月21日，孫瑜給「周恩來總理先生閣下」寫信，詢問「能否於日理萬機的餘暇，賜以三小時的審映？」當晚七點，孫瑜由電影局局長袁牧之帶領到中南海放映。孫瑜說，放映後「總理只在一處藝術處理上告訴我，武訓在廟會廣場上‘賣打’討錢，張舉人手下兩個狗腿子趁機毒打武訓，殘暴的畫面描寫似乎太長了。」第二天，孫瑜就把踢打武訓的鏡頭剪短了。
影片的另一條副線，是將太平天國士兵周大作為農民起義的正面力量加以強化的頌揚性描寫。這條線索充滿了暴力。觀眾看到他帶領一支武裝農民的隊伍衝進地主家的內廷，手中的梭鏢飛出去，扎進床上的蚊帳，伴隨著床上女人的慘叫，鮮血飛濺到紗帳上。
儘管影片在鏡語和敘事上已大大加強了農民武裝暴力反抗的份量，從後來的情況看，大概在毛澤東看來這還是不夠立場鮮明，不夠暴力，與他「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理念還是有太大距離，多少年來毛澤東是一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改良主義」的。
那天晚上中央領導者在中南海一起看片，毛澤東沒去。袁晞在《「武訓傳」批判記事》中分析：「他不去不僅僅是因為工作忙，而是注意到上海等地報刊稱讚《武訓傳》的文章，從中悟出了問題」。
江青女士後來曾經在不同場合繪聲繪色地描述毛澤東觀看《武訓傳》的情況。在看片過程中，毛澤東一言未發，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電影結束，毛澤東沒有起身，下令：「再放一遍」。江青和工作人員很奇怪，當時毛澤東正為朝鮮戰爭和鎮壓反革命等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居然有興趣把一部電影連著看兩遍。電影再次放完，毛澤東沉思片刻，對江青，也對在場的人說：「這個電影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接著又叫工作人員給他接通周恩來的電話……
△奉旨批判
對電影《武訓傳》第一批發難的文章發表在1951年第4期的《文匯報》上。當時是胡喬木受毛澤東之命「組織一些對電影《武訓傳》持批評意見的文章，代表不同群眾的觀點」。兩篇文章是署名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署名江華的短文《建議教育界討論<武訓傳>》。賈霽也是我們那屆研究生的導師之一，他跟他帶的研究生說，自己當時是奉旨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這篇文章的文風使用的是以後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風，句子很長，弄得我摘錄時都沒法斷句。「《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應該歌頌的嗎？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此文使用以後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風，沒有文本分析，只是高屋建瓴地鋪陳結論，飛流直下三千尺，問號、驚嘆號連連。此文作者是毛澤東，此文讓毛澤東與金正日一起名列全球職位最高的電影評論作者。
為瞭解釋毛澤東為什麼對這部電影大動肝火，袁晞在自己所著的《武訓傳批判記事》的開頭摘錄了1951年的頭幾個月，毛澤東為部署鎮壓反革命運動給各地負責人的很多指示：「在湘西一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時很必要的。」對這個數據我至今懷疑是統計呈報時有誤，一個縣殺四千六百多！？趕上文革時道縣的群眾專政大屠殺了。
「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在這些指示中，毛澤東還規定了鎮壓殺人的比例：「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准，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看到這些批示，我才醒悟，《武訓傳》中有一句台詞可能會極大地觸怒毛澤東先生。影片中，武訓對橫刀躍馬馳騁奔馳的周大說：「光殺人，能行嗎？」
後來，奉毛澤東之命，江青帶人到山東去對武訓的歷史進行調查。我們研究生時的導師之一鐘惦棐，在給我們上課時講過他跟李進（江青）一起參加武訓歷史調查小組到山東去的遭遇。那次調查他們是先有結論，下去的任務就是從縣誌、碑文和訪談中篩選能夠證明《人民日報》社論的材料填上去。鐘老師曾經提醒江青，也要蒐集一些觀點不同的材料，弄得江青很不高興。江青後來對人說：「鐘惦棐這個人很不好，參加武訓歷史調查時，就跟我作對。」
到了文革時，姚文元在《紅旗》雜誌1967年第1期上撰寫《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其中還特地把此事作為路線鬥爭的案例再次提起：「在毛澤東同志發起下，……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克服了周揚派來的他的秘書鐘惦棐的怠工破壞，依靠廣大群眾開展了工作」。那時被姚文元點名批判是一個很嚴重的災禍。
1951年7月23日到28日，《人民日報》連載了長達四萬五千多字的《武訓歷史調查紀》，這篇調查紀由毛澤東仔細審定，親筆做了大量修改。調查組在工作結束時將聊城地委宣傳部長司洛路帶到北京。毛澤東在家裡請司洛路吃飯時，還對鎮壓反革命事宜念茲在茲。毛澤東問，聊城地區有沒有因為有人發出怨言就不鎮壓的情況。司洛路說，有。毛澤東說：「不是不鎮壓了，只是清理一下，該放的放，該關的，該殺的還是要殺。」羅瑞卿插話說：「中央的政策是對的，是你們的工作沒做好」，司洛路點頭承認。
△極左勢力在找敵人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引用胡喬木先生的講話，對當年批判《武訓傳》有所否定。「解放初期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極端的和粗暴的……這個批判不但不能認為是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認為基本正確。但目前也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這個批判完全錯誤。」（轉引自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上卷，95頁）
批判《武訓傳》所創始和強力營造的那一整套話語修辭和思維模式，深深地浸透在中國大陸的空氣和土壤中，這種只准自己宣布真理，不許他人置喙其中的專制話語和社會運作機制，到文革時代發展到了頂峰。
今天，《武訓傳》DVD可以公開發行了，可這種語言的暴力和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生活中迷戀暴力奪取、一統天下的思維，還像雨後蘑菇一樣茂盛成長。我們在重慶模式的紅歌高唱中看到這種強力話語模式，我們在某些「左翼」網站的言語文字和線下活動中不時看到「殺漢奸」之類的豪情宣言。在微博和民間文革派網站我們也看到，許多人一直在堅持不懈地為文革翻案。
《烏有之鄉》網站2012年初就搞過網路漢奸評選，完全是在同胞中尋找鬥爭對象的敵對思維。根據當年參與武鬥，後來深刻懺悔的紅衛兵李干分析，《烏有之鄉》不遺餘力地鼓噪「要在憲法中增加懲治漢奸的內容」、「漢奸的末日到了」是真的要殺人。根據自己看到的《烏有之鄉》某些人的言行，李干相信王立軍的揭露：薄熙來曾經準備殺人奪取權力。
看《武訓傳》，回憶那場大批判運動，使我們更加有所警醒：那種暴力迷戀和殺人奪天下的思維秩序、倫理觀念，在中國大陸依然興盛，依然令人心悸。
我們也聽到些理性的聲音。網友丘岳首說：23年前那場本不該有的國殤，是某些暴力迷信者硬性在中華民族的肌體上劃下的一道深深傷口。這道傷口一直在血流不止，不縫合它，中國社會就無法真正踏入文明的芳草地。徳、日早已就屠殺罪向世人道歉懺悔。中國現在也須果敢賣出這一步，這不是要糾纏於已往的歷史，而是從歷史中學習智慧並換取寬恕和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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