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方勵之正準備去給學生講課，離家前咳嗽一聲，就倒在書房的椅子上鶴去了。方勵之「咳嗽」一聲，中國就感冒，他的名字成為敏感詞，網民們只得為他改名「立之」，又改為「lizhi」，再改為「荔枝」……
自1990年方勵之流亡美國後，僅僅20多年，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曠日持久的洗腦、屏蔽令中國民眾集體失憶，專制政治製造了遺忘斷層。今天，作為流亡的中國科學家、思想家、革命者、殉道者，方勵之大致被中國大陸的權貴和百姓、精英和《環球時報》讀者、綠卡明星和記者以及二奶和三奶們遺忘了。
22年前，方勵之被迫離開祖國，正如但丁離開義大利、彌爾頓離開英吉利、雨果離開法蘭西、索爾仁尼琴離開俄羅斯、愛因斯坦離開德國……這是沉痛的事，方先生失去了祖國，而祖國失去了一位精神帶領者。但是流亡使方勵之免遭牢獄之災，繼續他的天體物理學研究，繼續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呼籲，這也是他的幸運。
方勵之兩次被開除黨籍，最後成為通緝犯，他的苦難源於他的知識份子精神。他不會順從己不再相信的東西，不管那是皇帝或是「黨」；他要真實、自由、尊嚴地體現自己，他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獨立與質疑的品質，正是這種不依附不苟且的本質，使他能夠聽從自己的內心訴求而勇敢地採取行動。自由、內省精神是人的生命最高本質的體現，他超越本能，抵制權力的強制，從而使自己智慧、剛強而高貴。
方勵之本不是政治家，是他對科學、真理的執著，而使自己無法對專制權力妥協。是這種精神上的不妥協，促使他走上了與集權制度鬥爭的道路。方勵之勇敢地挑戰集權制度，批判馬、毛意識形態，高揚自由、民主、普世價值。作為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尊崇的是愛因斯坦；是科學與真理將愛因斯坦帶向對普世的關注，方先生也同樣。他們都是傑出的科學家，也都是積極的社會活動家，關愛社會和人類，為之承擔責任。
宇宙是無限的還是有限的？物質是不是無限可分？如何看待大爆炸宇宙學……方勵之從1972年開始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當時，姚文元控制的《自然辯證法》雜誌刊登了一系列批判宇宙學的文章，這些文章的批判對象就是以方勵之為代表的科大天體物理小組。但方勵之並沒有妥協，沒有放棄自己的科學思考。這場科學與專制的衝突一直延續到八十年代中後期。1986年，胡喬木曾專門寫信給上海的《自然》雜誌，對其發表方勵之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宇宙無限」的文章興師問罪。
方勵之是「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典範，理清了二者間的關係。他認為，「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得把西方科學精神引進中國。中國文化層次雖深但理絡不明，為要發展，就得吸收西方精神。」（注一）「中國要建設民主社會，在學術上要有獨立性，我研究的是學問，你（統治者）採取與否是另一回事。有學術上的獨立，才能有政治上的獨立精神。科學精神本身就有民主、自由的涵義。」「從學術角度講，民主化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民主環境，學術界是無法發展的。」（注二）
方勵之作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導師，留下了寶貴的指導思想。他強調，「民主絕對不是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的。」（注三）「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則給予你的民主是會收回去的。」（注四）「在中國，人們對民主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具備。我們得教育人們去瞭解民主，我們得明白民主不是統治者能賜予我們的。由上而下的民主，只能說明控制鬆懈了，並不成其為民主。民主的獲得要通過艱苦而不可避免的鬥爭。」（注五）
仲維光先生認為，方勵之是中國自六十年代以來第一個公開談論人權問題的知識份子（注六）。方勵之這樣向自己的同胞解釋什麼是人權：「人權不是上面給我們的權力，而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注七）「我認為民主最基本的概念是人權概念，民主與人權不是一回事，但與人權密切相關，就是說，一個社會裏的人應當有自己的思想自由權、言論自由權、新聞自由權和旅行自由權。」（注八）「民主是少數服從多數。但人權不是這樣。所有的人權公約，每一條的第一句話甚至第一個詞，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權問題上，必須落實到每一個人，只要在一個人的問題上不符合人權標準，那就是違背。」（注九）
方勵之的一生是為科學與民主而戰鬥的一生，在他逝世前的最後一篇文章《聖心寺和「暴民恐懼」》，依舊是對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思考。
在方勵之的戰友、難友劉賓雁逝世5週年時，中國民間著名思想家王康在《懷念恩師劉賓雁先生》一文中寫道：「真正的歷史人物，他的影響應當以世紀來計算。」我想這句話也可以放在方勵之的身上，他不必帶著被遺忘的遺憾去見上帝和愛因斯坦！
註釋：
一、方勵之：「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原載西德《明鏡》1987年7月27日。
二、方勵之：「談高等教育的改革」，1986年11月17日。
三、方勵之：「民主不是賜予的」，1986年12月4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248頁。
四、同上，參見152，第53頁。
五、方勵之：「談政治體制改革」，1986年9月27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20─121頁。
六、仲維光：《方勵之先生的生平與思想》
七、方勵之：「知識份子有責任也有力量」，1986年11月1日，見《危機感下的責任：方勵之自選集之二》，第143─144頁。
八、方勵之：「中國應該先有常識性的民主」，1988年9月，《中國的失望和希望：方勵之自選集之四》，第152頁。
九、《方勵之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首次公開提出人權問題》，「六四」20週年前夕，BBC中文網記者嵇偉電話採訪方勵之。
来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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