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4日閉幕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中國政府承諾為各類所有制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在信貸提供、稅收優惠和監管政策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這是近年來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這一問題上作出承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承諾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政府加快改革的決心，是對近期人們日益高漲的改革訴求的回應，也構成今年以來出臺的包括「溫州金融改革試驗區」在內的一系列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改革承諾是在美方的推動下作出的，有人認為這是美方的陰謀，其目的是把中國的經濟搞垮，這種「陰謀論」不足為信，須知經濟不同於政治，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是相互依賴的，在中美之間，這種相互間的依存性特別明顯，如其中任何一方違反經濟規律，那麼損害的就不僅是所在國的利益，而且還有對方國家的利益，因此，美方對中國提出的這些要求，只要不與經濟發展規律和原理相衝突，那麼都是合理的，至於其動機究竟如何倒不重要。
這次戰略與經濟對話的成果豐富，如「承諾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對利率市場化改革予以穩步推進」，但不難發現，所有這些其實都與「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有關，都是圍繞著這一點展開的。為什麼這一點這麼重要呢？因為它是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其範圍不限於國內)的前提條件，而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又是一個國家，進而乃至全球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的關鍵。國內扭曲的市場環境國內學者看到了，美國人也看到了，我們這次承諾對市場環境做出改進，不能完全視為是對美方壓力的屈從，而很大程度上也是國內學者和普通民眾多年來努力的結果，只不過這次借中美對話之機，順水推舟。
一直來，國企都被賦予了某種特殊的使命，如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或在意識形態上維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些「使命」使國企籠罩在一個光環中，使國企「正言順地」在所謂的戰略性產業中佔據支配地位，成為「共和國的長子」。但是，這些使命，恰是使國企具有某種特權的藉口，使不同所有制企業在市場中不能一視同仁。
「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驅動力，而推動創新需要有一個健康的外部環境，在競爭的壓力下，企業才會有動力去創新。而巨無霸的國企，憑藉其壟斷地位，創新的動力大大減弱，它們手中握有大量的資金，進行大規模投資的衝動非常強烈，去年以來，不少地方政府紛紛和央企合作，就是看中央企錢多，有投資的能力，央企的投資能拉動地方經濟增長，但地方政府沒有看到，國企的大規模投資將使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更加扭曲，對國家來說，後果是使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扭曲，這是因為，國企的投資很大程度上是粗放的，粗放投資的直接結果是使流通中貨幣數量大大增加，也就是通貨膨脹，這會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的難度。
粗放的投資只不過是消耗資源，而不能創造真正的市場價值，「價值」是人的才能的發揮帶來的，有人會說國企不是也可以發揮人的才能嗎？注意，在國企中，人的才能的發揮很大程度上是受抑制的，因為國企有政府的保護，沒有生存的危機，一個企業如沒有生存危機的意識，在沒有這種危機感的情況下，是不會把才能發揮到極致的，另外，特別重要一點，我們說的才能的發揮，是指向「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這個方向的，在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當中，所有的企業都只有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才能生存，在不迎合消費者需求的方向上發揮才能是沒有價值的，而國企經營者發揮其才能，很大程度上卻是滿足政府的要求，實現政府確定的目標(如保增長和就業)，因此其價值要大打折扣。正如美國財長蓋特納的呼籲「中國必須更多地依靠民營企業的創新，而不是國有企業的產能擴張」，依靠國企產能擴張的經濟發展方式是危險的。
最後補充一點，在這次的承諾中，中方承諾「鼓勵包括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內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紅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勵提高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紅水平，使其與國內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場平均分紅水平相一致」，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比例是國企性質的要求，其好處，除了大家都認識到的「可用於資助政府的社保和養老開支，從而有可能降低中國人大量儲蓄的必要性，讓他們提高消費支出，從而達到刺激中國內需(對美方來說，這樣可以減少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之外，還有容易被忽視的一點，那就是可以降低了國企的投資能力，抑制了國企的投資衝動，如上所述，這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是很有好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