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中國這個第一人口大國在就業上面臨兩個看起來相互矛盾的問題，第一個是「民工荒」，不少代工企業在用工旺季無法招足工人；第二個是已長達十餘年的大學生就業難。這兩個問題的並存揭示了中國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結構存在的嚴重缺陷。本文分析民工荒現象背後的兩大問題。
第一，中國的企業必須改變以往那種只使用勞動力黃金年齡段的奢侈模式。
就我所知，對勞工體能要求強但技能要求低的代工企業，在中國一向只使用勞動力一生中的青春時期。在民工潮湧現的上世紀，沿海的代工企業的招工廣告上往往寫著不超過25歲，有的還要求「未婚」。我曾向招工者問及原因，是因為工廠經常需要加班，這種加班往往是每天3至4小時乃至更多。我曾參與過一位江西籍農民工過勞死事件，這位小夥子21歲進廠，干了四年，常年工作在每天12小時以上，導致其死亡的原因是死前連續工作48小時。這種勞動強度年齡大了根本頂不住。到本世紀初，這類代工企業才慢慢將年齡限制提高至28歲。以後隨著年輕勞動力供給減少，企業逐漸將招工年齡上限提高至35歲，今年看到有的地方開始放寬至40歲。
以前中國有人因民工荒在感嘆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時，我就指出中國必須改變只使用勞動力黃金年齡段這種極為奢侈、也不人道的用工方式。同屬東亞文 化圈的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經濟起飛時期，工廠裡的勞動力主體就是30歲至50多歲這一年齡段的人。即使在服務行業——中國人認為這一行業天經地義應該使用秀色可餐的年輕女子，日本、美國也大量使用中年婦女乃至老年女士。我曾在日本京都皇宮附近一家庭園式餐廳用餐（仿御膳），女侍是一位身著美麗和服的老年女士，儀態萬方，風姿極雅，讓我們一行五人充分領受了御膳的用餐禮儀，見識了傳統日本女子的風韻。在東京入住的新大谷酒店，清潔工當中也有不少儀態極佳的老年女士。這種用工方式對我們這群中國客人觸動很大，認為勞動力的標準不在於年齡，而在於素質。後來到了美國，在航班上見到的服務員也多為中年婦女，其服務水平一點也不比年輕姑娘遜色。
可以說，中國農民工不能真正城市化（即因工作性質的轉換而移居城市），這種年齡歧視導致的階段性就業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國政府對代工企業應該有法律規定，不能有年齡歧視，企業也不要將招收35歲至40歲的工人當作權宜之計，工人工作時間長，有利於培養與企業的感情。
第二，「民工荒」現象意味著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的終結。
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曾一度擁有令世界側目的輝煌。這種「輝煌」確實是依靠透支環境與勞工生命福利而帶來的。但正如環境的透支已到極限一樣，對勞工生命福利的透支也有極限。近幾年，中國勞工工資約上漲了30%左右，但但考慮到國內通貨膨脹及基本生活消費品價格上揚等因素，勞工工資其實還是在生存底線徘徊。這種工資水平對勞工失去了吸引力。
最近，一條消息在中國廣為流傳，赫赫有名的富士康在成都招工遇到困難。故事梗概如下：成都自2010年引入富士康這一最大的招商引資項目，四川省政府將其列為該省1號工程，將打造幾千億元IT產品產業鏈的希望寄託其上。在引入富士康時，四川省政府除了優惠的稅收、用地等條件之外，還承諾了一個令人驚詫的條件：幫助招募一線勞工。一年多過去了，這項勞工招募承諾遠沒有當初政府設想的那麼簡單，除了各地市攤派招工指標之外，一些如「買人頭」式的灰色市場行為也已浮現出來，政府在招工難以達標的情況下陷於窘迫，於是讓沒完成招工指標的公務員頂包進廠，以完成政府許諾的用工名額。
為什麼富士康招工會如此困難？其實並不牽涉到什麼高深的理論問題，說白了就是富士康的勞動強度過大，待遇與薪酬缺乏吸引力。據《21世紀經濟報導》（2012年3月4日）引述一位已經離職的富士康管理者說，很多一線現場的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到了3個月就走人。富士康的待遇並不好，與宣傳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原來承諾8小時，加班2個小時，實際上要加班四五個小時。薪酬待遇跟不上物價上漲水平。我一朋友在一線流水線，有時就只拿1300元。」
企業要降低成本，與工人要增加待遇，這是企業中一對永恆的矛盾。在這對矛盾中，中國的解決之道應該是政府只當真正的仲裁者，為勞資雙方構建一個可以平等博弈的制度平臺，讓工人自由結社，自由地表達利益訴求。中國政府習慣性地人為壓制工人的利益訴求，結果就會出現勞動力流動過快的現象——以富士康為例，工人流動頻繁，就是因為不滿工廠的工作環境與薪酬待遇，但又無法通過博弈爭取權益，於是用腳投票，走人。
我不想迴避中國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低階層婦女修養不夠，中年以後進入服務行業有困難這一事實。這裡涉及到整個國家的文化層面問題，當整個社會都粗俗不堪，官員以講黃段子為樂，文化人以粗言穢語為榮時，指望低階婦女一枝獨秀地展現修養，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奇蹟，因此，中國服務業還將長期維持這種以年輕女子養眼的雇佣方式，但至少在工廠裡可能先解決年齡歧視問題，讓40歲以上的勞動力還能繼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