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可悲的是，那些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有些甚至是深受文化專制之害的過來人，他們不僅不反思，反而助紂為虐，去抄寫爛文繼續自欺欺人。他們難道真的沒認識到《延安講話》正是創作自由的死敵？
一
為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週年，作家出版社約請賀敬之、王蒙、鐵凝等一百個文學藝術界人士抄寫「講話」，出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
看到抄寫者中有幾個是我喜愛的作家和藝術家，我不禁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
面對網友們對這一百個抄家的批評，仍有人不理解，認為即使毛犯過嚴重的錯誤，但其《延安講話》是正確的，抄一抄又何妨？
有人認為《延安講話》提出的「文藝服從於政治」是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值得商榷；但《延安講話》確立的文藝「為著人民大眾」，「基本上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基本方向，並沒有錯。
有人說，也許《延安講話》的許多言論已經時過境遷，也許有些話值得商榷，但《延安講話》確定的「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基本方針早已經深入人心，是大陸文學藝術界人士創作的「指路明燈」。一百個著名作家、藝術家抄寫講話，有什麼可指責的呢？
因為疏懶，我已經一個多月沒更新博客了。看到、聽到這些言論，於是我想，我的確有寫一寫這個話題的必要了。
二
在我的印象中，文藝界每年都要舉辦活動紀念《延安講話》發表多少週年，媒體上每年都要刊播紀念文章……彷彿沒有《延安講話》的發表，文藝界就失去了創作的動力、方向和意義。
然而七十年來的事實卻是，自《延安講話》發表之後，文藝界便多災多難，中國大陸再也沒有產生出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即使有，他們及其作品在大陸也很難找到生存的空間。
於是我就想，《延安講話》一定是有問題的，而且問題還不小！
最大的問題，是《講話》具有相當大的迷惑性，以至於那麼多勤學善思的作家、藝術家在喝了這碗迷魂湯之後，也發自肺腑地叫好，心甘情願地以躬親抄寫。
現在畢竟不是文革時代，你不寫，出版社也不能對你怎麼樣。而據《南方週末》的報導：作家出版社表示，他們聯繫了一百二十多個人，絕大多數都「爽快地」答應了這件事。
三
這碗迷魂湯中最得人心、最具欺騙性的「精華」，就是所謂解決了「文藝服務對象」問題。
《講話》說：「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
而我認為，文藝家要創作什麼，其作品給什麼人看，完全是文藝家的自由。憑什麼規定文藝家創作的東西必須是為某一人群服務的？
從本質上講，文藝是讓人欣賞的，也可以說是為人服務的。
但是，文藝家的創作，也可以自娛自樂，也可以寫給極少數親朋欣賞。魯迅先生曾說，寫的東西，有時只給自己所愛的人看，就感到滿足。（原話記不清了，大意如此）
在經濟社會中，文藝作品又是一種商品，欣賞的人多多益善。但也不能說，下裡巴人就一定要取代陽春白雪。屈原的《離騷》是寫給誰看的？是為誰服務的？《紅樓夢》是寫給誰看的？是為誰服務的？按照《講話》的觀點，《離騷》、《紅樓夢》等等不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作品，不是為工農兵服務的作品，因此就是反動的、壞的東西，它們有什麼資格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學經典？
四
強行規定文藝必須為特定的人群服務，這就是《講話》的蠻橫無理之處！
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說成什麼「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管把特定的人群說得多麼偉光正，你都無權剝奪文藝家的創作自由！難道作品為百分之十的人服務就是錯的嗎？
比如說，有人研究楚辭漢賦，有人研究四書五經，難道就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不懂，就可以隨意剝奪研究者的學術自由和創作自由？不要說我這是在抬槓，後來毛大整知識份子，什麼「反動學術權威」、「白專道路」等等帽子，就是與《延安講話》一脈相承的必然結果。
五
更致命的，是《延安講話》壟斷了文藝作品為誰服務的話語權和裁定權。
1937年，青年作家王實味懷著美好的理想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幾年後發現「革命聖地」並不那麼神聖，也有許多嚴重的弊端。出於善意，他於延安整風前夕寫了一篇《野百合花》，溫和地批評延安盛行的等級制度、官僚主義，結果令毛勃然大怒，遂在整風運動中成為被整的對象。《延安講話》發表之後，王實味成為第一件祭品——先是被捕，後被具體負責整風運動的康生下令處死。
王實味可能到死都認為他寫的《野百合花》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但領袖卻認為《野百合花》是為八桿子打不著的「托洛茨基」服務的，是為小資產階級服務的，是為國民黨反動派服務的，那麼，王實味就百口莫辯了。
後來又有無數作家、藝術家被綁上了祭壇。現在抄寫《延安講話》的王蒙先生屬於劫後餘生的幸運者。當年，才二十多歲的王蒙因為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被打成「右派」，直到二十多年後才重新有了寫作的自由。現在來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青春萬歲》分明是為人民服務的作品嘛，怎麼作者反而因文獲罪了呢？
因為，對文學作品「反動」與否的裁定權，並不掌握在「人民」手中，而是由權力說了算。
六
獨裁者都喜歡充當「人民」的代言人。所以，越是專制的地方，「人民」這個名詞越是氾濫成災。
其實，「人民」只是個虛無飄渺的概念，關鍵要看誰掌握著對「人民」這個名詞的解釋權和代表權。
在專制時代，大獨裁者和各級小獨裁者，分明就是「人民」的代言人。他們不贊成，便意味著「人民不贊成」；他們不高興，便意味著「人民不高興」；他們不答應，便意味著「人民不答應」。
他們的一切胡作非為，無不打著「人民」的旗號。
套用羅蘭夫人臨刑前的名言：「人民啊人民，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1966年，毛在發動文革前夕，跑到家鄉的滴水洞住了十幾天。在這裡，他寫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青松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明明是他個人「有所思」（精心籌劃發動文革），卻偏偏說是「故國人民有所思」，言外之意，分明他就是「人民」嘛！
作家、藝術家如果不為他服務，那就是不為政治服務，也就是不為「人民」服務。
原來如此！
七
強行規定文藝必須為某一特定人群服務，而且這個特定人群的組成，須由權力來界定；文藝作品是不是符合服務的標準，也由權力判定。
也就是說，寫什麼，怎麼寫，作品是不是符合標準，都由權力來判決。這就從實質上剝奪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自由。
《延安講話》之後，文藝工作者成為暴政的最大受害者，成為權力的祭品，這是血淋淋的事實，也是大陸一直沒有產生文藝大師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算沒認真讀過《延安講話》，就算認識不到《延安講話》的欺騙性，七十年來歷史和現實的慘痛教訓，也值得作家們、藝術家們反思一下《延安講話》的意義何在。
而可悲的是，那些著名的作家、藝術家，有些甚至是深受文化專制之害的過來人，他們不僅不反思，反而助紂為虐，去抄寫爛文繼續自欺欺人。他們難道真的沒認識到《延安講話》正是創作自由的死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