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下行與2008年期間有何不同？中國長期賴以高增長的宏觀格局到底出現了怎樣的實質性變化？深入分析比較，筆者發現，這兩輪經濟下行的主導因素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說2008年中國經濟主要是受需求衝擊(外需)的話，那麼此輪下行則更主要是受到了供給衝擊。
與2008年至2009年相比，本輪下行週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對緩和。2008年雷曼倒閉後，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盪，我國經濟增長勢頭急速下行，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滑到四季度的4.0%。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幅度相對較小，儘管同比創下近三年來最低單季增幅7.6%的水平，但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10年三季度的10.1%下行到2012年二季度的6.3%，未及上一輪下降幅度之大。
今年以來，在內外需求萎縮、週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疊加作用下，中國經濟面臨著金融危機以來第二次增長威脅：「投資、消費、出口」同步回落，供給端與需求端同步趨緊。企業利潤率、財政收入、工業生產、出口訂單、PPI指數全面下滑。經濟增速加速下滑，考驗的是政府對於經濟減緩的容忍度。「保增長」目標的優先級再次提升，說明決策層對增長憂慮加大，也在用新一輪政策刺激極力抵抗經濟增長下行。
然而，事實上，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正在「換擋」。潛在增長率是一國(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條件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而決定經濟潛在增長率的基礎性因素，包括內生、外生，需求、供給(資本、勞動力、技術)都將發生重大變化。儘管變化的過程是平滑的、緩慢的，但從趨勢上講已趨近拐點。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更依賴於要素的增長，要素紅利是中國高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中國位居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和生產性較高的人口結構，不僅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也為高積累率和巨大的資本投入創造了條件。長期以來，在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存在顯著的二元結構特徵，農業部門邊際生產率明顯低於工業的條件下，由於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農村地區大量剩餘勞動力走向發達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使我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但眼下勞動力、資本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組合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勞動力轉移趨勢在減緩，這使勞動力增長貢獻率下降，再加上「週期性和結構性」產能過剩的疊加，最終使這部分產能變成沉沒資本而無法發揮增長能力，難以形成有效供給。
此外，中國資本形成效率也在持續降低。這些年投資佔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6年佔50.9%，2010年上升到69.3%；資本形成率2006年為41.8%，2010年上升到48.6%；投資增長速度，「十一五」期間年均實際增長21.9%，遠高於GDP年均11.2%的增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2006年為43.9%，2010年達到54.0%。
據世行的測算，30多年來中國年均9.8%的增長率，除了有兩至四個百分點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外，其餘六至八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幾乎都是來自於投資的貢獻。無疑，在外需不振、消費乏力的情況下，投資依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中國目前正處於工業化中期，高投資率有其合理性，但問題在於投資結構與投資效率較差。如果以ICOR(增量資本產出率=投資增加量／生產總值增加量)來衡量，我國投資效率還是比較低的。儘管投入的資本越來越大，但資本產出效率和投資效率卻越來越低。
還有，全球化資源配置的效率也在降低。金融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嚴重打擊了發達國家的支出能力，致使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全球總需求明顯下降，出現了需求不足和供給過剩的結構性衝突。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國際市場容量被壓縮，以及逆週期的貿易政策盛行等因素影響下，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並將步入遞減區域。這意味著外需放緩趨勢的中長期化。2000至2007年，中國出口經歷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長，對GDP增長的年均貢獻約3個百分點，這樣的故事未來很可能無法複製。
認識到當前經濟下行的實質，明瞭面對由「超高增長」到「次高增長」，甚至是「中速增長」的長期拐點，是任何逆週期的調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變不了的趨勢，就能找到真正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的藥方。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加快市場化改革，把主要精力放在重視中長期供給條件改善方面，加快要素結構升級，通過人力資本提升、技術提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才是著眼於當前，又惠及長遠的治本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