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沒有別的文藝節目，只能聽樣板戲。京劇本來就不是人人都愛聽，八個樣板戲輪流聽了一遍又一遍，國人也都膩煩了。創作樣板戲是政治革命，看聽樣板戲是政治任務。只有反覆學習反覆聽。各地基層的業餘劇團也組織起來學演樣板戲，部隊師團一級都組織了宣傳隊，一水兒演京劇樣板戲。一天到晚樣板戲，公眾的厭煩情緒當然要表達。不能公開反對，漸漸地，全國上下編派了不少關於樣板戲的笑話。
我記得有幾個段子傳說較多。
一家劇團演出《紅燈記》，演李玉和的演員太高，演李鐵梅的太低，李玉和出門，鐵梅要給爹戴上圍巾，不料李玉和低頭彎腰，鐵梅掄起圍巾怎麼也夠不著，戴不上。李玉和只好臨場發揮，接過圍巾說：「還是自己來吧。毛主席說要自力更生嘛！」台下大笑。
外出坐臺一般三天，劇團不能只演一場，幾個樣板戲輪換上演，演員連著輪換角色，難免出錯。《沙家浜》演胡傳魁的在《紅燈記》裡演鳩山，「智斗」一場，要問阿慶嫂：「我問你這新—四—軍？」演員串到《紅燈記》裡去了，胡傳魁逼問：「我問你這密—電—碼！」傳出來又是一個笑話。
演樣板戲是政治任務，演出叫做「學習革命樣板戲，演好革命樣板戲」。演員都很緊張，生怕出錯。越怕出錯越出錯。《紅燈記》裡對李玉和用刑以後，日本憲兵要出臺回報鳩山：「報告隊長，李玉和寧死不招！」演員一緊張出了錯：「報告隊長李玉和他招了！」一下子滿堂驚愕。多虧了鳩山轉圜，「像李玉和這樣的共產黨怎麼能招了？你搞錯了吧？再問！」救場是救了場，哄堂大笑，這可是政治錯誤。
《智取威虎山》的笑話最多，大概因為排演的多。楊子榮打進匪窟，座山雕要考一考他的本事。在威虎廳一掄手槍，打滅一盞吊挂的燈。下面該是楊子榮要過槍，一槍打滅兩盞燈，眾匪徒接著大叫「一槍打兩，一槍打兩！」後臺有管效果的，拉這個閘滅一盞，拉那個閘滅兩盞。太緊張了偏偏出了事，「啪」地槍一響，他一把拉了總閘，全場漆黑。座山雕連忙救場：「胡彪好槍法呀，保險絲都打斷了！」整個大廳笑爆了。
我得聲明，以上這些笑話，有些是演出中間的真事兒，大多數都是編的，算是那時的編創。故事在編創過程中越編越圓滿，越變越精緻，越傳越熱鬧，在文革期間嚴酷的政治生活裡，這些笑話可謂調味劑，當年那一代人都記得。
有些笑話生命力旺盛，一直延續到現在。比如座山雕問楊子榮：「聽說許旅長有兩件珍寶？」楊子榮答：「好馬快刀！」「馬是什麼馬？刀是什麼刀？」本來回答「卷毛青鬃馬，日本指揮刀！」現在人們常常接答：「吹牛拍馬，兩面三刀！」這當然是對現實人際關係的不滿。
我們現在說這些笑話，彷彿很輕鬆。文革中間出笑話，那可是政治問題，輕則批評處分，重則撤職開除。人們整天戰戰兢兢，生怕出一點錯誤。因為演樣板戲出錯受了處分的不乏其人。1974年在首都劇場看《平原作戰》，演小英的李維康在幕後一句「青紗帳舉紅纓一望無際」跑了調，全場大笑。陪我們看戲的首長憂心忡忡，擔心受處分，一場戲看得沒有情緒，至今記憶猶新。
文革的政治高壓，是我們國家歷史上特別荒唐治民手段。本來一個戲，大家不滿就不滿，不演就不演。可是那十年，沒人敢不演，沒人敢提意見。不滿情緒不能嚴肅表達，只能選擇笑話這種形式，在戲謔中發泄內心的不滿。文革中間幾億人萬馬齊喑，另一方面，這種笑話式的隱形創作也不可忽視。想想那十年，幾乎每一個運動，都有相關的政治笑話流傳。這實際上是對高壓政治的一種曲折的反抗。魯迅曾經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在那個年月，冷嘲熱諷最能消解所謂積極意義。對付莊嚴的假面，撩撥一下，出他一個洋相，高頭講章政治課變成一道笑料，也是國民的批評智慧吧。
哲人說，笑是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有能力。但顯然人不能隨便笑，為什麼笑、笑什麼和笑誰是非常不同的。文革時期思想戒嚴，公共話語，尤其是政治話語中沒有笑話的位置，導致笑話私下講傳盛行，成為一種重要的信息傳播形式。這當然表現了那個時期社會的公共話語形態，應該受到歷史學的重視研究。
近幾年我們經常遇上惡搞。樣板戲的笑話，也屬於文革中的惡搞。面對威權，個體的無力無助往往可以從集體的戲謔中得到解脫。全民惡搞簡直就是全民示威，戲謔的口氣傳達的是反抗的火星，極權政治應該從中感受到壓力。詩可以怨。政治笑話無疑是民風民情的巧妙表達，卻也是無奈的表達。哪一個時期政治笑話創作繁榮，那個時期國家肯定出了問題。全世界都知道，蘇聯和1960—1970年代的我們，是政治笑話傳播最熱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