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第三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什麼樣的？這是個學術問題，但也是個實際問題。
經濟學家們當然可以擺明觀點，然後條分縷析地去闡述、去論證；但對於各國政府的決策者們來說，最重要的卻是要考慮，對於這已經來臨或者即將來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到底應該如何面對和應對？如何才能保證自己的國家在新一輪的全球競爭中不落伍，甚至躋身前列，成為領導者和引領者？
不論學界怎麼爭論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內涵和特徵，也不管第三次工業革命是否已經全面來臨，我們都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世界經濟，已經處在又一次大變革的前夜，某些前兆已經顯現。
數字化製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應用，雖然近幾年還沒有產生足以改變全球經濟格局、導致全球產業重組的重大技術突破，但似乎已到臨界點，此種突破呼之欲出。有信息表明，潛在的新能源技術的突破，有可能改變目前的全球生產格局，乃至於顛覆長期存在的地緣政治格局。用唐老鴨的話說：遊戲開始了！新一輪的全球競爭，實際上已經展開了，在國家間，在企業間，在產業領域、技術領域、商業領域和社會領域裡，不管我們是否清晰地感受到了。
或許我們並沒有多麼明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但日益強化的競爭，以及我們目前越來越凸現的發展困境，還是讓我們意識到了或隱或顯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壓力，並試圖應對。
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戰略的推出，可算一項具體的應對措施；對於建設創新型國家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強調，也可算是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國家戰略選擇。但毋庸諱言，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目標和過程意義更重於實質意義。
制度短板明顯
坦白地說，中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競爭中，已經落了後手。
這個「後手」，主要的並不是指中國的產業發展水平低、技術落後、研發能力弱等技術因素，而是指創新要素、市場環境、法律體系、政府管制等等制度性因素。鄙人之見，技術因素是好彌補的，不會成為中國參與新一輪全球競爭的根本性桎梏；制度因素卻是難以改變的，其改善進度如何、程度如何，都將直接決定中國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地位和國際競爭的成敗。
筆者沒有深入研究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但個人認為，本質上說來，所謂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用儘可能少的資源加儘可能多的智能，生產儘可能大的使用價值。其中的決定性因素，是人，是人的智力。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蒸汽機等機器的出現，機器比人工體現了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核能、電子等出現，技術的因素更加重要，生產力再次出現飛躍；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是數字化製造與新能源、新材料的出現，人的智能因素成為決定性因素，甚至在生產成本、產品構成中都有了顛覆性變化，即資源或者物的成分在產品中的比重大幅度降低，而人的智能、人工成本成為產品的主要構成。
從這個角度說，我不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意味著產品中勞動力成本下降，恰恰相反，勞動力成本中的體力成本會下降，但智力成本會大大上升，總體勞動力成本將成為主要成本——這是與迄今為止以資源（物）成本為主要成本的生產模式不同的關鍵點。我也不認為中國人在這種智力競爭中一定成為失敗者，恰恰相反，個體的中國人勝出的可能性很大，因為智力、技術、體力、精神、商業等要素可以結合最好。
遺憾的是，團體、國家競爭要靠制度維繫，而我們在制度要素競爭中，卻存在著致命短板。
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我們極為缺乏創新型人才和創新型企業！而這是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根本和基礎。創新型人才和企業的匱乏，當然不能用個人素質、企業追求來解釋，而只能取決於是否具有批量產生創新型人才和企業的制度環境。可我們的教育體制、科研體制、法律體系、市場體系等等方面，無疑還遠遠不能適應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要求。
實體委靡源於「人禍」
我們當然也有我們的競爭優勢，如我們的雄厚國力、產業基礎、人力資源等等。但遺憾的是，我們是否能夠把這些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成為我們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和手段？目前來看，頗令人擔憂。
最為明顯的一個現象，是近年來實體經濟的委靡。有人說，目前的經濟基礎，是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可能成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累贅或者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所摧毀。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反而認為，即使是智能基礎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仍然需要建立在以往的產業基礎之上，而不可能完全推倒重建，或者原來一窮二白的國家，就可以依憑第三次工業革命跨越式發展，一越而為領先國。
因為人的要素、企業要素，尤其是制度要素，都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中累積起來的，這些要素的競爭決定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敗和位次，不可能憑空產生出一個經濟基礎薄弱的新型經濟強國。所以，從這點來說，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工業化、市場化，造就了中國參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競爭的最重要基礎。
但遺憾的是，由於認識問題，更由於體制問題，中國近年來的很多政策措施人為縮小了實體經濟的生存空間，惡化了實體經濟的生存環境，逼退了民營資本，也逼出了部分外資。這實在是最為糟糕不過的事情！連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都在實施「再工業化」，鼓勵本國跨國公司「回岸（reshoring）」，而我們卻使用強力行政手段搞產業升級、退二進三、騰籠換鳥，人為中斷了市場化的產業升級進程，加劇了泡沫經濟，目前的經濟困境不能不說跟此有一定關係。
近年來，外商在華投資製造業一直呈現下降趨勢，而歐美日的對華投資也是不增反降，美國對華投資更是在各種因素作用下出現回流現象。
面對這種情況，政府官員和專家有一種看法認為，出現這種趨勢正是我們希望的，是我們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表現，傳統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退出了、轉移了，我們正好騰籠換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高端服務業。這可真是愚不可及！連一般製造業都生存不下去了，並且不是純粹因為生產成本問題，高端產業對於各種生產要素和制度環境的要求更高，又怎麼可能發展得起來？結果必然是產業空洞化、經濟泡沫化，升級夭折、經濟受困。
但當前實體經濟委靡並不等於中國已經完全喪失了實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更不意味著從理論上來說中國今後製造業競爭優勢的削弱乃至喪失。
誠然，近年來，中國的生產成本上升很快。勞動力成本上漲基本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年均增長率，土地等資源成本提高，融資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上人民幣持續升值等等因素，確實使中國的製造業成本優勢有所減弱，國內實體經濟的困境，部分原因也在於此。
在這種狀況下，某些外商投資製造業項目或者訂單的轉移，部分民營企業陷入經營困境，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說中國製造業優勢不再，確實過於危言聳聽了。從綜合要素來看，理論上來說，中國的競爭優勢將會是長期的，甚至可以說，中國是永久的世界製造業基地！
這基於三大要素支撐：一是龐大（雖然說人口紅利不再，雖然說用工緊張，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資源全球無與倫比）而且優質（雖然總體素質不及發達國家，但勤勞、善於學習為絕大多數國家所不及，高端人才絕對規模也不小）的勞動力資源；二是完整的產業鏈（高中低端俱全）和雄厚的產業基礎；三是巨大的國內市場——不僅僅是就地銷售的問題，同時還可為出口提供更好的支撐。
這三大要素不但會長期存在，而且還會進一步加強。一是從絕對的生產要素成本角度看，並不是一直上升的，而是在很多方面還有下降的餘地。筆者在長期調查中發現，中國企業中很多要素成本是不合理的，包括勞動力價格、資本價格，高企的稅費更是大有削減空間。二是制度改善空間巨大。這點可能是很令人糾結的一個問題，相比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在制度環境方面差距甚大，普遍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國企業的運行成本，降低了企業的經營效率，但同時也表明改進餘地大，如果加速推進市場化改革，將會大大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所以，鑒於中國的具體情況，中國不會扮演發達國家或新興發達國家在國際產業轉移中扮演的角色，僅僅充當產業轉移的一個梯級，美歐日甚至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前些年向中國內地轉移的產業，現在我們又要轉移到越南、緬甸等國家去，或者回吐回美歐日。我們製造業仍有巨大的發展潛力和承載空間——除非我們自己限制自己。
可見，問題的關鍵並不是客觀因素導致中國的製造業沒有競爭優勢了，而是不當的政策選擇、不利的制度環境造成了目前的困境。而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府主導經濟、干預經濟過多，導致了企業生存空間的萎縮和市場的扭曲，造成了一種假象。
要適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要求，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機遇，首先還是要搞好實體經濟。有了實體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中國就有了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也就有了參與新一輪國際競爭的資本。
歸根到底，萬變不離其宗：第一次工業革命，是制度的競爭；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制度的競爭；第三次工業革命，還是制度的競爭。只是，由於人的創造性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佔據決定性地位，制度因素更顯重要。畢竟，機器可以直接變成生產力，但人卻要生活在環境中。
在這方面，我們已經落了後手。或許，千呼萬喚的新一輪改革開放，能讓我們不至於落後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