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89年秋天，《茅台酒廠志》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78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1958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你們寫了沒有?」
1959、1960、1961三年的時間，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茅台酒廠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第63、70頁)，1939噸為中國人自飲。在那個年代能飲茅台酒的當然不是普通百姓。
生產這些酒需要多少糧食呢?
根據茅台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這三年實際用糧是2260萬斤，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換算合計1.13萬噸。(《仁懷縣誌》，第553頁)
眾所周知，這三年，缺的就是糧食。那麼，這1萬多噸糧食是從哪裡來的?當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怎麼樣的?
「災荒期間禁止以糧食煮酒」
茅台酒的產地仁懷縣，1949年前，戰事、匪禍、天災、人害，幾乎年年都有。當地老人回憶，遠的不說，民國時期青黃不接的事情，每個村子都遇過，普遍貧窮是事實。而普遍飢餓、大面積死人的事情，好像沒聽說。民間釀酒，自然得遵循災荒倫理底線和災荒市場規則。
1937年，貴州省政府頒布「違背釀酒處罰規則」(10條)。其中，在天災糧食困難期間禁止以糧食煮酒、熬糖、米漿刮布。「對違禁釀酒者，除將酒沒收變價及封禁器具外，並依釀酒量，按當地酒價，處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罰金，再犯者，處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罰金」。(《貴州省志·糧食志》，第55頁)
擔任過仁懷政協副主席的周夢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建國前，當地遇上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一年。(周夢生：《茅台酒廠今昔見聞》，載《仁懷文史資料》第六輯，第75-76頁)
仁懷學者徐文仲告訴我：茅台民間有個諺語叫「端午踩曲，重陽下沙」，這個諺語，把釀酒的過程說清楚了。曲，以麥子為原料的菌母，如同藥引子，在端午前後製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帶殼的高粱磨碎蒸煮謂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過濾為熟沙之後，拌入穀殼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發酵過程的俗稱。下沙，過去都是從重陽節這一天開始，以後分期提取與麥曲混勻後釀酒。故詩人說，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麥之「魂」。
但是，1959年後的幾年，仁懷沒有詩意，只有「餓魂」。
三年期間，仁懷大事記
當地文件記載——
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懷縣有各種病人8384名，其中浮腫5335人，佔總人口1.49%。最嚴重的三元、大同生產隊害浮腫的為9%和9.8%。(《大事記》第148頁)
8月4日，縣裡貫徹省委書記周林的電話精神。周林要求：各縣必須抓緊秋收，大力進行愛國愛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農忙的形式恢復起來。他還要求：教育小隊幹部和社員說實話，超產受獎，瞞產批評，私分者要處理。(參見《大事記》第149頁)
周林就是仁懷人。電話內容是周林參加廬山會議期間指示給貴州的。
10月17日，縣裡向農民發出《計畫和節約用糧公開信》，信中號召：「忙時多吃，閑時少吃，菜糧混吃。」
12月1日，縣衛生科報告：回龍、喜頭、學孔等地11名農民有一個多月沒吃糧食，水腫不消而死亡。(《縣誌》第49頁)
1959年年底，當年的茅台酒產量為820噸，比大躍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噸，是1953年產量的10倍以上。同年，國家投資茅台酒廠120萬元搞擴建。
伴著農民「閑時少吃」和國營茅台酒廠放開肚量「耗糧」，進入了1960年。
6月29日，縣裡決定，今年夏糧豐收，外調150萬公斤、茅台原料250萬公斤。
10月30日，全縣五級幹部會議上，縣委書記龐耀增號召說，全縣要準備稻草、穀殼、苞谷桿葉、青槓子(一種植物)各500萬公斤，紅薯籐1500萬公斤，蕎桿子750萬公斤，小米糠75萬公斤，蕨巴150萬公斤……共5000萬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產1500萬公斤「澱粉」，這樣，每人能平均50公斤，保證農民減糧不減飯。(參見《大事記》第173-174頁)
12月27日，縣裡領導又指示安排，茅酒原料從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萬斤，飼料用糧60萬斤。(參見《大事記》第178頁)農民們也許沒有想到，秋收帶來的不是新的希望;隨著這個決策出現的，是死亡率的驚人上升。
1961年縣委《大事記》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驚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到口、三休息、四治療。大抓代食品，以蕨巴為主。
1月18日：病情發展，死亡上升。15日統計，仁懷全縣有各種病人24342人，佔總人口的7.4%。其中，浮腫6399人，乾瘦病4939人，婦女停經、子宮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統計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縣現在還有各種病人26744人。其中，最嚴重的有66個生產隊，病人佔30%-50%。
2月11、12、21日，縣裡連續開會：分析嚴峻局勢;整頓工作作風;大搞代食品;檢討反瞞產中打人、把個別向中央寫信的人關押致死的錯誤;在10天內堵住不正常死亡現象。
4月4日：至今全縣每天死亡人數仍在30人左右。縣委指出全黨全民共同努力，將全縣病人由2.6萬多人下降到1.9萬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產任務為1131.6萬斤，不包括茅台酒廠。培訓技術，取得經驗，全面交流。(代食品原料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目：為了夏收到來，縣委決定，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勞力集中收。口糧、種子、飼料由大隊統一掌管。生產隊的口糧由大隊定期發給食堂。口糧三個標準：每人每天8.1兩、8.3兩、8.4兩。(16兩制)
5月5日：4月中旬後，病情和死亡人數猛然上升20%。(據其它資料對比，換算出具體人數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縣裡決定，夏糧徵購3543.05萬斤，生產隊集體入倉910.4萬斤。夏糧任務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腫病、疳病4890人。但情況依然嚴峻。通報要求，各級黨委要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治病，「兩手都要硬」。(以上1961年數據，參見《大事記》第179-185頁;《縣誌》第50-51頁)
「飢餓三年」，仁懷因飢餓直接死亡或因飢餓引起疾病死亡的總人數，究竟有多少，我們只好期待時間來給出答案。
仁懷的糧食都到哪裡了
查閱縣誌，全縣糧油保管統計表明，1959、1960、1961，三年末糧食庫存，分別為4293萬斤、2705萬斤、2310萬斤。而且1961年庫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間歷年的庫存量都高。(參見《縣誌》第564、565頁)
同時，這三年，全縣還累計徵收，正稅5132萬斤稻穀、附加稅715萬斤稻穀。其中，1959、1960、1961，三年農民人均實際負擔的稅為82斤、64.5斤、39斤(稻穀)。(參見《縣誌》第579頁)
系列數據中，還有一組重要數據。
查閱仁懷縣1959-1961年城鎮糧食銷售統計發現：這三年該縣制酒行業，其它企業用糧達到2242萬斤;此外，該縣各種飼料用糧271萬斤，這些飼料的供應範圍為：企事業單位運輸用的馬、牛和馬廠、牛園、商業部門待運宰及在途畜禽，科研部門搞試驗或配養的良種禽畜，為國家提供禽畜的國營和集體場站。
當時，對這些畜禽們的糧食供應標準為：拉車的運輸馬，每頭每日為5斤;馱物資的馬每日4斤;牛每日3斤;百斤以上存欄肥豬每日1斤，百斤以下存欄小豬每日半斤;雞鴨每日每隻2兩。奶牛每頭5斤。另外，1960、1961年，飼料總量分別壓縮一半。其主要原因是，生豬存欄數量大體比上年減少了一半。(參見《縣誌》第554-555頁、291頁)
到此，我不會再感慨「難以置信」，在所有制上屬於國家供應的牲畜享受著比農民優越得多的待遇，也無須再質疑那些肥美的奶牛存在的意義。
1960年，是現代歷史上國人口糧最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援。各區縣調糧數據為：
遵義11萬斤、畢節29萬斤、銅仁10萬斤、黔東南12萬斤、貴陽7萬斤、湄潭1萬斤、習水10萬斤、銅梓10萬斤、正安1萬斤、赤水4萬斤、務川1萬斤、息烽1萬斤、仁懷20萬斤，共計117萬斤。
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912噸的茅台酒。這個單年生產記錄，直到1975年才被超過。(參見《縣誌》第552—553頁)
從上述調入糧食的地區來看：
被緊急調糧10萬斤的貴州銅仁，1960年屬於全國八大旱區之一。1961年再度成為全國15個旱區之一。其中，該地區思南縣這三年裡人口減少5，1萬人(含外逃)。而且，銅仁下轄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銅仁縣，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經向省裡緊急報告出現浮腫和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參見思南縣委編《思南600年大事集》1961年條款：《貴州省志·糧食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418頁。)
遵義地區的湄潭一個縣，1959年11月開展名義為「反瞞產」、實際為高徵購的運動，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萬人，佔全縣農村總人口的20%左右。死絕戶2938戶，離家逃荒4737人，孤兒4735人。在搶糧運動中被打死1324人，關押死亡200餘人，打傷致殘175人。(《貴州農村合作經濟史料(四)》，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1-112頁)
分別調出10萬斤糧食的銅梓、習水兩縣，其中，銅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負增長121.32%，全縣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間減少41734人。習水縣，這三年減少人口42624人，死絕499戶以上。(《桐梓縣誌》方志出版社1997版，第185頁;《習水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24頁)
調出29萬斤糧食的畢節地區畢節縣，三年減少人口53990人。(《畢節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版，第96頁)
與仁懷相鄰的金沙縣，1961年1月10日縣委報告，「非正常死亡」5.5萬人。在飢荒結束後，金沙縣另有遺孤3191人需要安排，1萬餘人患三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水腫等);到1965年10月，全縣缺衣戶4902戶、缺被子2463戶、缺房子1303戶、缺糧食19124戶、缺錢買糧4587戶。(參見《金沙縣民政志》，黔新出版社1999版，第40—48頁;《金沙縣誌》第23頁以及人口統計部分核算)
茅台為何大躍進?
可能很多人難以理解，民間如此飢餓，茅台酒為什麼還在繼續生產?
原因，一時難以說清。茅台酒廠集體署名的《紀念周林逝世一週年》一文，有如下一個細節，也許可以從中看到某些關聯性。
1989年秋天，《茅台酒廠志》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78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1958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你們寫了沒有?」
集體署名的文章接下來寫道：「毛主席關心茅台酒廠的事，當然要寫，要名垂青史。」
毛澤東1958年讓周林把茅台酒年產搞上1萬噸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兩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敘述「上萬噸」這個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產量太少，供不應求」。(以上參見《周林紀念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50頁、87頁、59頁)
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廠說：「要保證茅台酒的生產，既要抓鋼鐵生產，又要抓茅台酒生產」，「對於你們(茅台酒廠)來說，鋼鐵是元帥，茅台酒是皇上。」(參見「酒廠志」第138頁)
在散步時偶然一句話的指引下，各級政府積極調糧支持酒廠「獻禮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產量分別達到820噸、912噸，真正實現了產量的大躍進;調糧表現越好的地方，通常飢餓死亡的數據也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