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聯儲QE3會引發中國下一輪通脹嗎?
媒體報導,本?伯南克和美聯儲終於扣動了第三輪量化寬鬆(QE3)的扳機,他們宣布將發起新一輪資產購買行動以扶持美國經濟,這將是2009年美國擺脫經濟衰退、開始緩慢復甦以來最重大的貨幣政策舉措之一。與此同時,上個月國際評級機構標普在一份名為《中國政府仍有可能推出經濟刺激計畫》的報告中指出,如果中國經濟狀況顯著惡化,中國政府仍有可能推出又一輪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這意味著,中國可能即將面臨新一輪的通貨膨脹。
我在《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一書中曾經問到:貨幣超發究竟是美國輸入的,還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我發現我們老百姓普遍都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說票子不是央行故意多印的,主要是外國人愛用美元買我們東西,又愛用美元對中國投資,央行也不能拒絕人家的好意,只好對應發行人民幣,這樣就多印了一堆人民幣。另一種觀點說別光看票子,看看各地的民營企業吧,到處都缺人,不漲工資能行嗎?再看看房價,大家都往城裡擠,房價一漲,什麼成本不都得跟著漲?還有自然資源,中國人口這麼多,有錢的老百姓越來越多,有錢了就買車,買車就要更多的鋼鐵、石油,這物價不就漲起來了?
我簡單總結一下,前面這個是說多印的票子是從外面來的,後面這個是說儘管有外因,但是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內因。這兩種觀點其實來自於兩位知名經濟學家,外因論屬於周其仁,內因論屬於夏斌。兩位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參與中國經濟改革了,都曾經擔任過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我為什麼要和兩位專家辯論呢?因為這個問題必須要討論清楚,外因論、內因論,再加上我的政府投資論,都能或多或少地解釋現在的通貨膨脹。但是,三種不同的理論解釋會給出完全不同的政策建議。這就好像郎中診病,都看出來是體溫過高,可是三個郎中診斷的病理卻不同,開的方子自然完全不同。
首先,我們先問自己一個非常有挑戰的問題:三大因素,即外匯儲備、內部要素價格和政府投資,誰是當前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這個問題很得罪人,但是我希望讀者不要覺得是我在故意製造一個擂臺,我們只是為了搞清楚一個事情的真相而已。
最公平的方法是我們悉數退場,數據上場,讓數據本身來說明問題。
外因論:金融海嘯和4萬億後不再有效
先看外匯儲備,2011年我們的外匯儲備是3.18萬億美元,大約折合人民幣20萬億元,而2011年底我們的貨幣供應量即M2是85萬億元。然後我們再考慮到槓桿乘數,外匯給我們帶來的票子是不是非常驚人?
可是我們要曉得,外匯儲備不是一天囤的,而通貨膨脹也是時高時低的!換句話說,如果你認為通脹完全是外面來的美元給沖高的,那麼我們應該能看到潮起潮落吧?從印票子到買材料,再到製造出東西來讓老百姓消費,都是需要時間的,大概12個月左右。至於細節我就不多說了,經濟學界已經有不少計量分析結果了。想知道外因論對還是不對,就看前一年囤的美元和接下來一年的通脹有沒有關係就好了。
那麼,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周其仁的外因論在金融海嘯和4萬億之前是相當靠譜的。當然,嚴格來說應該用月度數據來做計量分析,雖然結論基本一致,但是怕有些讀者看不懂,所以這裡我就用年度數據來說明。2006年、2007年我們的外匯儲備增加得非常厲害,結果2006年雖然通脹很低,但是傳遞一年下來,2007年、2008年的通脹就守不住了,2007年這麼瘋狂的美元洪水緊接著就是2008年的劇烈通脹。
但是,緊接著就出問題了。2009年通縮的前一年即2008年的外匯儲備增幅和2006年的差了不到3個百分點,但是通貨膨脹率卻截然不同。再看2010年的外匯儲備,不僅增長幅度比2009年要小,絕對額也在減少,2010年外匯儲備增加了4481億美元,而2009年卻增加了4532億美元。這樣,從外匯儲備來看,2011年完全不該有什麼通貨膨脹。
請讀者注意,我並不是說外因論都是錯的。我只是說單純地用外匯儲備不足以解釋2009年的通縮,也不足以預見2011年的通脹。外因是絕對存在的,而且是重要前提,所以周其仁的觀點並沒有錯。但是,為何通脹不跟著外匯儲備上下起伏了呢?我後面會解釋。
內因論:究竟是"民工荒",還是"招工多"?
內因論說到底是短缺論,由供不應求助推物價上漲。具體來說,勞工不足所以工資上漲,其他的生產要素依此類推,都是短缺導致價格上漲,因此出現通貨膨脹。可是,我想先請問一句:要是工資漲了,物價房租水電煤氣也都漲了,那麼,工資究竟是漲了還是沒漲?如果工資實際上沒漲多少,那麼短缺論之下的通脹是不是只看名義物價,而不管紙幣本身的購買力?這一兩年,超市裡的東西,不管是大米荳油還是瓜果蔬菜,都翻了一番吧,不少水果的漲幅恐怕還不止這麼點兒,可是,有多少老百姓的收入也翻了一番呢?
如果我們承認紙幣購買力在下降,那麼工資名義上的上漲多大程度上是因為紙幣貶值,又有多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工短缺呢?因為我們的統計極度不完善,所以我只能用生活裡的經驗觀察來進行估計。先參照富士康,假設工資漲幅是30%,但是你覺得紙幣貶值了50%,那麼勞工工資實際上是在下降;而如果你覺得紙幣貶值了20%,那麼勞工短缺也只能為勞工爭取到10%的好處。換言之,在紙幣購買力貶值的情況下,要素短缺對要素價格的上漲並沒有那麼大的實際影響。
但是,我不是說夏斌的觀點是錯的,相反,順著他的思路,我們會發現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短缺究竟是因為需求增長過快,還是供給不足?供給和需求的關係變化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有著它自身的邏輯。"民工荒"這個概念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我們誤以為是勞工供給不足,所以導致各地招工難。實際上呢?根本不是"民工荒",而是"招工多"。過去10年裡中國的勞動力總量增加了1億人。但是,我覺得這個還是被低估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定義勞動力是指年齡在16歲至59歲之間的人口,而實際情況是超齡繼續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這個對短缺論有什麼影響呢?根據統計局對人口的分析,勞動力供給的拐點是2013年。也就是說,過去四五年裡,我們年年開春都能聽到所謂的"民工荒",這種"荒"的背後,勞動力其實一直在增加,只不過這個增幅不及企業用工需求的增幅,所以才招不到人。
政府投資論:這才是一切的根本!
內因論留給我們的問號是:哪裡來的亢奮需求?外因論沒解決的是: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明明外匯儲備增速開始放緩,可為什麼2011年通貨膨脹異常抬頭?與此同時,外因論在宏觀總量上的蔚然效果在哪裡?20萬億元人民幣可都是央行真金白銀注入了銀行體系,即便在85萬億元的貨幣供應量面前也是個龐然大物,可是怎麼就看不見了呢?
政府投資論恰恰能統一這兩個理論並回答其派生的三個問題。不可否認,20多萬億元人民幣的外匯儲備給我們打下了殷實的基礎。各位應該都曉得,我們外匯儲備的基礎是貿易順差,我們在2004年以前10年裡貿易順差每年不過只有三四百億美元,但是到了2005年破千億美元,2006年1775億美元,2007年2622億美元。可是我們用得非常省,因為2007年就開始了通貨膨脹,一直到金融海嘯前夕,我們還在"雙防",畢竟2008年的官方通脹高達5.9%,於是我們就嚴格控制信貸,打壓經濟。現在看來,和今天相比,那時的CPI和房價都是那麼溫和。
到這裡我簡單總結一下,從2005年開始我們的外貿賺了不少美元,由此給銀行體系注入不少人民幣,但是2007年就開始打壓通脹,所以這個殷實的家底直到2009年之前一直沒用上。
但是,4萬億改變了一切。有一個指標最具說服力,就是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為了讓各位更容易理解,我通常把它叫做鋼筋水泥。我計算了2005年到2011年的增速,2009年之前的增速都在25%左右,可是到了2009年突然升至30%,一舉突破20萬億元。貨幣供應量也非常驚人,從不足50萬億元一下子突破了60萬億元。可怕的是,本來經濟已經企穩,可我們依然繼續亢奮投資,2010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雖然有所回落,但是因為基數太大,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相對貨幣供應量的比例竟然達到了破天荒的38.32%。這股龐大的支出,從上游到下游,驅使整個國民經濟產生了非理性的亢奮需求。
按照內因論,既然勞動力價格上升,企業就應該少招人,怎麼會招不夠呢?通過調研,我們發現最缺人的是基建、建築和房地產行業,這些行業出現"民工荒"的背後其實是因為需要的工人太多,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大量信貸資金被投入到了這些行業。
所以,內因論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是,短缺不是因為什麼結構調整,也不是因為什麼資源短缺,更不是因為人口紅利衰減而帶來的勞工緊缺,而是因為需求的異常亢奮。當然,我不是說內因論是錯的,人口拐點不是2013年到來嗎?就像日本製造業騰飛的過程中飽受勞動力短缺之苦一樣,我們中國經濟馬上也要迎來這種內生性通脹的考驗了。如果再不進行科學調控,三大因素疊加在一起,一定會造成更可怕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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