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這些懷舊思潮的動因，第一次是基於文化飢餓，第二次緣於消費主義，第三次則較為複雜，其動力不僅來自市場消費，更是針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柔軟抗議。在一個物質膨脹和精神瓦解的時代，懷舊就是一種記憶療法，它要藉助「從前烏托邦」的有限時空，修理被現實灼傷的普遍心靈。
一條諢號為「國民床單」的老牌床單，最近忽然為微博和媒體所關注。這種圖案笨拙、手感粗糙的床單，意外地裹住了世人的記憶神經。隨後，茶缸、臉盆、水壺、毛毯、縫紉機等等舊物，均成為網民鍾情的對象；更有媒體捲入這場器物懷舊的狂歡，搜尋「民光牌」被單、「北京牌」電視機、「三角牌」熨斗、「蝴蝶牌」和「飛人牌」縫紉機、「海鷗牌」照相機、「回力」球鞋、「永久」「鳳凰」和「飛鴿牌」自行車、「上海牌」手錶、「手牌」蛤蜊油、「金星牌」奶粉等舊詞，試圖羅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業名牌的清單。儘管這份「白名單」序列還只是一個初級的開端，卻足以展示工業器物懷舊的基本方向。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歷經了三次大規模的懷舊浪潮。第一次是1977年啟動的「六十年代文化懷舊運動」，大批老書和老電影獲得政治解凍，成為文化飢渴症患者的精神食糧。這是「傷痕時代」的典型產物，它所緬懷的對象，主要是「文革」前的文藝作品，以及慘遭迫害的精英分子（科學家、作家和高級官員）的動人事跡。它旨在修復一種叫做「人性」的脆弱事物。
第二次懷舊浪潮，起始於1994年的民國圖像記憶。一種被稱為「月份牌」的仕女招貼畫，因受到臺灣出版人的青睞而鹹魚翻身，成為上海殖民地懷舊的視覺索引。它們原本屬於鄭曼陀、杭穉英、周柏生、徐詠青等民國畫手的陳年傑作，卻因陳逸飛的民國題材油畫、王家衛的電影《花樣年華》而燃起世人對旗袍的集體性迷戀，並引發了一場經久不衰的民國女裝浪潮。這場懷舊運動的直接後果，就是塑造出一個以「小資」命名的消費群體，她們在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崛起，製造出各種消費奇蹟，猶如一場小布爾喬亞的市場春夢。
第三次懷舊浪潮，始於21世紀零年代。它最初是以數碼方式張貼老照片的「文革」懷舊，而後便轉向各類老器物的瑰集，並由單一的工業器物（如照相機、打字機、收音機）擴展到舊書、舊雜誌、舊唱片等等。而近年來的民國懷舊浪潮，更是擴張為對民國人物、民國政治、民國文化、民國教育和民國風範的全面追憶，甚至連民國的中小學教科書，都成為人們讚嘆不已的範本，由此形成對「民國+早期共和國」的雙料懷舊。
一條「民光牌床單」，卻被誤認為「國民床單」，而後又將錯就錯地派生出「國民茶缸」「國民水壺」「國民毛毯」之類的名詞。「國民」一詞，正是用以識別事物本性的記號，猶如呈現於手掌上的特殊皮紋。「國民」是「國」與「民」的和諧對位，它暗含著關於國家和民眾的平等關係的政治理想；「國民」也是「國營」的一種文化近義詞，向我們暗示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工業器物品質的信賴；「國民」又是「民國」的倒置和鏡像，折射出對於民國時代的無條件推崇。儘管這些潛意識的表述是極度混亂的，卻都洋溢著某種刻骨銘心的喜悅。
引發這些懷舊思潮的動因，第一次是基於文化飢餓，第二次緣於消費主義，第三次則較為複雜，其動力不僅來自市場消費，更是針對當下現實的一種柔軟抗議。在對於民國小學教科書的盛大讚美之中，無疑包含著對現存教科書及其教育體制的嚴重質疑。
在一個物質膨脹和精神瓦解的時代，懷舊就是一種記憶療法，它要藉助「從前烏托邦」的有限時空，修理被現實灼傷的普遍心靈。一件過時的破舊器物，成為一個微小的價值核心，突然間變得光芒四射起來，照亮了在焦慮中輾轉反側的芸芸眾生。
懷舊者往往由日常生活的層級，探入器物懷舊，進而又深入符號的層級，玩味著諸如「國民」之類的語詞，從那裡獲取細微而短暫的慰藉。
毫無疑問，除了床單，大部分工業器物懷舊，只是一種概念性懷舊，因為所有舊器物（如縫紉機）都僅剩下膜拜價值，而基本喪失了實用價值。
舊器物中的大多數已無法被當代年輕人所使用，並自然地融入日常生活經驗。它只能被懸置在裝飾架上，猶如一個孤零零的存在，照亮了脆弱而破碎的記憶。但是，懷舊終究只是一種頹廢的輔式療法，它只能產生短暫的安全幻覺，而改變現實的最佳途徑，就是越過「國民床單」和「國民懷舊」，逕直投入「國民變革」的偉大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