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喜歡馮小剛的電影，除了《夜宴》，基本上都給予好評。我也極欣賞作家劉震雲，而他的《溫故一九四二》，是我最喜歡的作品之一。在這部《一九四二》上映前，媒體宣傳攻勢一浪高過一浪。在微博上看到張靈泉挺煽情的評論，想這是部「走心」的電影吧。而所謂馮小剛歷時十九年，賭上前面所有電影的聲譽唯一真正想拍的電影，一定是具有巨大的震撼力與悲劇感的電影吧。原作家劉震雲也站臺吹捧，說一路拍來，他們自己就成了真正的災民了。《東方早報》關於《一九四二》的專題也做得極具歷史感。在看電影前，我說了句事後想來臉紅的話，我說這次李安的《少年派》有實力問鼎奧斯卡大獎，而馮小剛的《一九四二》也許能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今天看了馮小剛導演的電影《一九四二》，非常失望。原來以為這部電影應該具有的深沉的悲哀與絕望感，都被電視劇的搞笑手法化解了。放映過程中笑場不斷，要知道這是涉及三百萬生靈塗炭呀，怎麼會笑場不斷？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在馮小剛手裡變成了《戲說一九四二》。
馮小剛還是個市井導演，在面對這種需要巨大悲憫與克制的題材時，仍耍著他一貫的小聰明。這種小聰明用在《非誠勿擾》是適合的，但用在《溫故一九四二》，那就沒有分寸感了。
整個逃亡過程，完全是對「逃亡」的圖解式說明。表面上人物紛亂，戲劇衝突不斷，但實際上沒有一個站得起來的人物，都只有「災民」的符號的圖解。觀眾無法進入這些災民的內心，也體會不到步步緊逼的死亡威脅。電影對悲劇感的營造完全失敗，我們沒有看到那籠罩在災民頭上的絕望怎麼步步深入。卻看到敢到兵營搶驢肉的瞎鹿，看到斷食的栓柱可以從潼關走回洛陽，為了一個小玩具而與日本人拚命，看到逆逃荒路線而走向河南的東家與小女孩竟活下來了。
劉震雲的《溫故一九四二》是一部極有政治歷史感的作品，中國作家鮮有這樣以政治哲學為意旨的作品。它試圖探討大人物與小人物的關係，或者說草民命如螻蟻，大人物的一念之差，就決定著無數小人物的生死。這就是魯迅說的從來沒有爭到過「人」的地位的中國人在中國的政治社會系統中的真實處境。
在小說中，主人翁作為一個河南人向他的長輩與鄉親瞭解當年的情況。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苦難的親歷者對苦難的漠然。苦難作為苦難輕如鴻毛，被親歷者遺忘，連他們的後輩都不知道這些苦難。人們重新投入新時代的娛樂消遣，似乎這些苦難沒有存在過。在中國，苦難沒有沒有轉化為教訓，這是最可悲的。
六百萬猶太人慘死集中營的苦難被全人類記錄了下來，不斷地反思。這也就是這些受難者留給歷史的價值，他們的苦難沒有白受。而1942年中原大地上三百萬生靈的餓死，卻連親歷者都懶得說起，這是一個多麼悲哀的事實呀。
劉震雲是個好作家，但他作為一個電影編劇說話好像很不靠譜。《我是劉躍進》是部好小說，但馬儷文拍的同名電影，節奏完全失控，而劉震雲仍站臺吹捧。《溫故一九四二》是部好小說，但電影《一九四二》完全不靠譜，而劉震雲仍敢說肉麻的吹捧話。也許電影的投資太大了，在這種情況下商業利益是可以淹沒作家的良心的。由此我獲得一個教訓，即使像劉震雲這樣一個我敬佩的作家，他關於自己編劇的電影的話，只能理解為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