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故事：清理階級隊伍
全國奪權、武鬥之後，手握乾坤、口含天憲的「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操縱者又來了一個《最高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敬愛的林副主席」立即起了作用，他號召軍隊以所向披靡的強大武力強迫造反派們停止戰鬥，並收繳他們的武器，而後由「軍代表」強制實現大聯合。
於是乎「G」、「P」兩派握手、擁抱的宣傳畫貼上了街頭，誓決生死、不共戴天的敵對雙方終於又成了「同一戰壕的戰友」。「大聯合」以後，毛澤東發布了「革命委員會好」的《最高指示》。於是，省、市、縣、區、人民公社以及企、事業單位拋開了「解放」初建立的所有的黨、政機構，開始成立「革命委員會」。所有的「革命委員會」都由軍代表主持，個別反劉有功的老幹部被「結合」，表現突出的造反派頭頭由此也開始參政。
然而，造反派們為數太多，當然不能全部參政。於是，一貫神武、睿智、英明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又給他們分派了一個新的任務：清理階級隊伍！
1968年5、6月間，「群眾專政隊」宣告成立。大家基本上都是往日的造反分子，一律身著工裝，頭戴柳條帽，手持一根長約一米半的木棍。木棍中間漆成白色，兩頭漆成紅色。
白天，「專政隊」扛著木棍在街上穿梭巡邏，見到「有問題」的人當即拿下、毆打、抓走，之後便是專門夜間抓人。「專政隊員」用木棍搗窗戶、用腳踹門。破門而入後，把要抓的對象幾棍打倒，喝令跪好，同時喝令此人家中的老人、女人、小孩在一邊不許哭叫，或是叫他們統統跪下。有忍不住哭叫的，當即毆打，無論老幼病殘。而後，「專政隊員」將被抓對象用麻繩緊緊捆綁，揪著頭髮，一路拖拽、毆打著揚長而去。
然後，這個家庭老老少少便是滾作一團淒慘地哀嚎，彷彿遭了土匪打劫。
那個時候，中國人看不到反映歐洲二戰的記錄片、電影片，因此沒人知道「群眾專政隊」的組織形式與具體做法與當年希特勒的「衝鋒隊」如出一轍。「全世界人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澤東以及他的老婆江青享有無上的特權，他們都可以隨便看那些「內部電影」，想必一定是看到了「衝鋒隊」在德國建立法西斯政治時的特殊作用，受到啟發，才如法炮製了中國毛式「衝鋒隊」。基於中國特色，名之曰：群眾專政隊。
1968年7月1日，「偉大、光榮、正確」的黨47歲的生日剛剛過罷，淮南市謝家集區「群眾專政指揮部」突然採取了大規模行動。一夜之間，「專政隊員」在街區裡總共抓走了200多人，全部關在謝家集區工商聯合會的會議室裡。
在被抓的人裡面，首先是「走資派」，區委第二書記曹建華也在其中。其次是便是「黑五類」，即地主、富農成分的人；有國民黨官員、軍官等舊身份的人，我的父親也在其中。還有被打過「右派」的知識份子，以及一部分「現行反革命」、在武鬥中殺過人的打、砸、搶分子。
叫人感到極端荒唐的是，被抓的人裡面還有一種人被叫做「三開分子」。這種人成分、出身、個人歷史都沒有問題，只是因為有一技之長，在日本佔領時期、國民黨時期、共產黨時期一直都受重用。因為江青說過這樣的話：「為什麼有的人在抗日戰爭時期吃得開，在國民黨時期吃得開，在共產黨時期還吃得開？」所以就確立增加了一個迫害名目：三開分子。
所有被抓的人一律罰跪在水泥地上，不給吃，不給喝，禁止家人探視。「專政隊員」提著木棍或握著皮帶在他們中間溜躂，看誰跪的不好，或是看誰不順眼就狠狠毆打。每一個人都遭到毒打，有的人被毒打數次。當時我的父親已經60整歲，但是還有比我父親年紀更大的人。一個70來歲的老人倒斃了，「專政隊員」說他裝熊，毆打數下沒有動靜，發現真的死了，這才通知所在單位來人將屍體抬走。
兩天兩夜以後，經過一番「甄別」，一部分人被宣布執行「群眾專政」----這是最寬大的，允許所在單位領回去遊街批鬥，我的父親也在其中。另一部分則升了級，押送到正式監獄，或集中到蔡家崗第一小學去了。很多人膝蓋腫脹發紫，根本無法站立，我的父親是由我和弟弟把他背回來的。到了家裡，我們給父親餵水餵飯，給父親用熱毛巾敷膝蓋。三天後，父親才說話：「過去說地獄有十八層，我這回經歷了十九層，有的人還在我下面！」
抓捕仍在繼續，整個街區十有三戶、四戶都被抓了人。土產商店的女工劉某因為說某某參加紅衛兵接見，看到了毛澤東，是「瞎貓碰到了死老鼠」，立即以現行反革命重罪被抓；擺剃頭攤的蔣某喝醉了酒，說解放軍戰士手中的衝鋒槍不如燒火棍，不敢對他開槍，他家是八代老貧農，也以現行反革命罪名被抓。最後，連張家茶館的張永樂（我的小學同學，17歲，犯過小偷的毛病（目前健在））、印染廠的傻子（18歲，壞脾氣，總愛找人挑釁）都被抓了起來。
從1968年夏天開始，謝家集街區成了異常熱鬧的世界。每天從早晨到晚上，總是一批又一批的人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被戴著紙糊的高帽子、脖頸上掛著大牌子開批鬥會，有的人還被畫了大花臉。鎖廠的一個批鬥對象被指為保皇狗，遊街的時候嘴裡銜著稻草，肩上抗著一根大鐵棍，意為「鐵桿保皇狗」。修鎖匠黃某被批鬥，他的兒子不服，乾脆拉過來一起批鬥。
謝家集第一小學六年級學生尹忠心（目前健在），上廁所用報紙擦屁股，因上面有領袖像，被判十五年徒刑。謝家集第二小學教師劉化文（目前健在），一時意氣用事，推打了一個軍代表，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五味齋飯店的經理黃家其在鬧派性的時候與人結了仇，逃跑避仇，抓回來被判無期徒刑。
很多人自殺，藉此躲開難以承受的精神迫害和肉體摧殘。但是死了也不能乾淨，還要被指責為「自絕於人民」、「抗拒改造」、「仇視無產階級專政」。
我家同院鄰居張風林，40多歲，以前飯店小夥計出身，一向謹小慎微、膽小怕事，只因為說了一句「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這樣的民間俗語，便被抓了起來。當天夜裡，因為害怕遭受非人的折磨，他利用上廁所的機會，在蔡一小用鐵絲上吊死了。此後，單位為他開了三天死後批判會，讓他的老婆孩子到場代受批鬥。
殘酷的批鬥一直延續到年底，差不多每個人都經歷了上百場。
隆冬到來之際，所有的「專政對象」都被押送到淮河大堤上做苦役，在「專政隊員」的監督下抬土墊堤，所謂「打壩子」。他們大多都是40多歲到60多歲的人，被強迫男女雜處，住在臨時搭起的草棚子裡，不脫外衣睡覺。這樣的草棚子不遮風、不擋雨，任憑雪擁冰凍。沒有人過問「專政對象」們吃飯喝水的事，全部由他們的家人一天往返幾十里路給他們送飯送水。我的13歲的弟弟在大雪天給父親送飯，陷入雪下的水塘，幸虧應家臺的農民發現，救了他。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批鬥活動依然不會停頓。每天早上出工前，做完了「四個首先」以後，「專政對象」被排成列，專政隊員喝令他們一個一個出來認罪、交待。每次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區委第二書記曹建華，隨著專政隊員的一聲聲喝令，這位四十多歲的昔日的女革命家，主動給自己戴上大牌子、高帽子，打開《紅寶書》念上一些段子，然後交代自己的種種「罪行」，並一再指責、痛罵自己。有時候，趕上專政隊員不高興，叫她跪下交待，她必須當即跪下。
接下來，便是其他的「牛、鬼、蛇、神」一個一個地「過關」。
非人的凌辱與沈重的苦役摧毀了很多人，有人摔倒下去，再也沒有爬得起來。人死了，專政隊員通知死者親屬抬回屍體，並嚴厲規定不許在現場啼哭。
到了1969年春夏之季，毛氏夫婦的「文化大革命」這個私家店舖開張了整整三年，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偉大勝利」。劉少奇，一個始終沒有招架之力，卻被稱為「最危險的敵人」的可憐蟲，連同他的一切勢力都被徹底摧毀了。所有因為他而連帶遭受衝擊的人們，或被整死，或已自殺，一息尚存的一些人早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垂垂待斃。實際上，根本沒有任何人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構成任何一丁點兒「威脅」了，但是殘酷的迫害仍然沒有休止。
被愚弄的人民群眾熱烈而近似瘋狂地慶祝過「九大」勝利閉幕之後，所有在河堤上做苦役的「專政對象」都回到了所在單位。在單位裡，他們被強迫著在胸口前別上一塊白色的布標，上面用黑墨寫著自己的身份、罪名，或者是戴上一個白袖章，上面同樣寫著自己的身份、罪名。「專政隊」方面嚴令：無論是上班、回家、聚會親友，必須這樣時時刻刻佩戴著，絕對不許取下！！！
當然，這方法也並非我們「偉大領袖」和他的夫人新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希特勒對待德國和佔領區的猶太人就曾經使用過。
「專政對象」們每天要提前上班，把一切髒活做完。其他「革命群眾」來齊以後，先做「四個首先」，即向主席像鞠躬、念「萬壽無疆」、念「永遠健康」、背誦《最高指示》，然後讓「專政對象」掛上牌子，開批鬥會。大家把「專政」對象痛斥、痛罵一陣子，再後才去各做各的工作。
這樣的日子，一直延續到了1970年的下半年。這個時候，戰無不勝的毛澤東尚未與「親密戰友」、「九大」黨章既定的接班人反目，依然沉浸在倒劉成功的歡悅中。一個內部文件下來，終於對所有的「專政對象」們開始了實際意義上的清理。當時，「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是各單位的欽差大臣，由他們對「專政對象」進行審問、調查、核實、甄別。至本年年末，一部分人被宣布「解放」，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我的父親也在其中。另一部分人則依然定性為「敵我矛盾」，仍須繼續「改造」和接受批判。
無論怎樣，地獄的深化工作至此停止，總算不再向十九層以下延伸了。即便是定性為「敵我矛盾」的這些人，也被開恩從此摘下了白胸標、白袖章。「專政隊」的作用逐漸被「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抵消，再沒有人召開批鬥會，再沒有人強迫別人戴上紙糊的高帽子、掛上大牌子遊街示眾。
隨著「九·一三」事件發生，「‘九大’是勝利的大會，是團結的大會」的欺騙宣傳完全曝了光，丟了人、現了眼。我們時時刻刻都在英明著、偉大著的領袖毛澤東可能感到了懊惱、羞愧、不好「向全國人民交代」，因此而中了風。
由此，類似「清理階級隊伍」這樣偉大的、「千秋萬代」的事業再也沒有人能夠挑頭領導了。所幸幸甚，這樣的歷史悲劇自此再也沒有重演、再也不會重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