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社會主義整風」實為「反右鬥爭」的運動開始於57年，結束於58年。57年我在天津某名校讀大三，正好參加了這一運動。我就把我所經歷的以及事後所接觸到的有關人和事寫出來,以便後人能進一步瞭解當年反右的真實情況。
運動之初，中央和地方報刊是連篇累牘，學校等單位大會小會作動員報告。大致內容都是：我黨搞社會主義整風運動，大家要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為了幫助黨整風，希望廣大知識份子要獻計獻策，多提寶貴意見，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我們保證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真是情真意切，讓人心裏熱乎乎的，大有不照辦就有對不起黨的感覺。於是有的學生就在黨組織反覆召開的整風動員座談會上善意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我所參加過的座談會所提意見內容大概有這麼幾個方面：第一.學習蘇聯過於教條，應當有所選擇。當時是一邊倒，蘇聯啥都好，課本和考試制度全部照搬，一律改學俄語，政治就是「聯共黨史」……同學們十分不情願。第二.對個別黨員的缺點提出了批評意見。第三.處理問題時，有時黨員和一般同學不能一視同仁。第四.北洋大學歷史悠久，能否恢復原校名等，並無有一人對共產黨的領導權提出質疑。
不料，風向突變，整風立即變成了反右，這時大家才如夢初醒，方知上當受騙，尤其提意見的同學悔之莫及。而毛澤東卻十分得意地講，有人說我們是陰謀，不對！我們是「陽謀」。就這樣，在毛澤東所劃定的「百分之五的一小撮裡」裡又多了一個人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
我所在班定了兩個右派份子：一個是紀XX，據說被送往天津某集中營改造。一個是霍XX，1958年與我們同時畢業，被分配到吉林省某縣的一個工廠監督勞動。兩個都是品學兼優的同學。
當時發生了哄動全校直至全市的一個大事件。事情是這樣的，建築系的某同學（歸國僑胞，姓名已記不清楚）被定為右派。這位同學肯定是聽黨的話提了意見，才被定為右派的，心中不服，這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他年輕氣盛，採取了過激行動，把怨氣集中在了積極份子李珍祿身上，某天下午用刀刺傷了李。這還了得，有海外關係，還敢提意見，打你右派是理所當然，你不老老實實接受，反而敢動武傷人，豈能饒你！於是立即逮捕，很快便在全校開公審大會並執行槍決。這是一個愛國愛掉了腦袋的典型事例！積極份子李珍祿則宣布火線入黨（注1），本人覺得光榮異常。
我知道的就有不少這樣的學生和老師，有的甚至於不顧父母的勸阻，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毅然回到祖國參加學習和建設，這是非常可貴的愛國行為，如：化學老師孫魯教授和我的同班女同學張XX等。孫魯教授也未能倖免，同樣也被打成右派。這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愛國愛成右派的典型事例。
1958年下半年畢業後，我被分配到河南省新鄉地區某大型棉紡織廠工作。恰好又趕上了批鬥漏網右派。對象是王XX，天津人，55年畢業於天津紡校。先是在幹部會上批鬥，坐飛機，幾個積極份子像凶神惡煞一樣，揪著頭髮一會兒往牆上猛磕，一會兒往桌子上猛磕，沒完沒了，王的慘叫聲不止。這並不算完，待早班工人下班後，又叫來幾十名「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把王拉到他們面前說道：這就是右派份子王XX，他就是我們的階級敵人，毛主席領導我們翻身得解放，過上好日子，他不甘心……大家說該咋辦？有人帶頭喊到：「打！」於是幾十號人蜂擁而上，拳打腳踢，頓時王口鼻流血……其慘狀實令人目不忍睹。王到底有什麼右派言論，我始終沒有聽到。事後經過多年接觸，王其實是一名非常優秀的工程技術人員。
反右派運動總算是過去了。在幾十年的工作中，我結識了不少「右派份子」，有的是好朋友，還有的是我妻子的本家和親戚，我再把他們的情況逐個介紹給讀者。
王孝忠,富農出身，河南省通許縣人，1960年畢業於華東紡織工學院，鄭州國棉六廠廠長，已故。在校時任班長，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學生。1957年社會主義整風剛開始時，系某領導找他談話說，聽說河南浮誇風很嚴重（注2），你寫個書面材料交上來，以便校方瞭解這方面的情況。黨員嘛，當然得服從組織安排，於是把在家鄉看到和聽到的有關情況寫好後交了上去（並未寫大字報）。本人萬萬也沒想到，這卻成了攻擊黨的鐵證。於是王稀裡糊塗的成了右派。
秦XX，天津人，與王孝忠是同班同學，新鄉地區某大型紡織廠的副廠長。當王孝忠被打成右派後，因想不通，只是隨便說了一句：「這麼好的同學怎麼會是右派？！」這句話很快被積極份子匯報給有關領導。那還了得，你膽敢替右派說話，同情右派，那就是當然的右派，反正右派越多，有關領導的成績越大。
黃金波：河南人，任平頂山某紡織廠總經濟師，已故。1957年反右時，在安陽某大型紡織廠勞資科工作。當時廠領導已把某人定成右派，尚需黃按領導的要求去構陷並在批鬥會上揭發，黃不願幹此缺德之事，經廠有關領導軟硬兼施也不妥協。就這樣他被打成了與右派劃不清界線的右派，開除出廠，送回農村監督改造。當個好人竟要付出如此大的代價！
張新:河南人，1955年畢業於鄭州紡校，反右時與我的妻子（那時尚不相識）同在鄭州國棉二廠勞資科工作。在閑談中隨便說了一句：「所有的成績都是在黨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出問題的時候是不是黨就沒有領導？！」就這麼一句話，便被打成右派，反覆批鬥後開除出廠，送回農村由貧下中農監督改造。
兄弟、父子右派：老二，趙XX（老大民國年間病故），老三，趙禮賢，老二之子趙XX，河南民權縣趙莊人、地主出身，三人同為農村小學教師，是我妻子未出五服的二叔、三叔和堂弟。反右運動實際上就是「文字獄」，按理講，文字獄應當是以言獲罪。可是當時的文字獄無「言」照樣獲罪。因三人出身地主，自然低人一等，終日夾著尾巴做人，除教好學生外，大氣都不敢出一口，在整風座談會上，根本就不敢發言。劃右派學校有指標，你是地主出身，發言，右派是你的；不發言，右派也是你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就這樣三人均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老二、老三送回農村由貧下中農監督改造，老二之子送往民權縣林場集中改造。
老二勞動改造的具體內容是在趙莊去各家各戶挖大糞、挑大糞，因年齡較大，實在完成不了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大隊（當時的農村社會組織是：公社、大隊、小隊。）領導高抬貴手，由另一個兒子代為受過，本人參加一般的勞動。終於熬到了1979年右派平反。老子平反了，按理兒子挑大糞的生涯也該結束了，兒子找到大隊領導，大隊領導的答覆是：「不挑大糞可以，但你必須得找個接班人！」，挑大糞這個接班人哪裡去找？！父親剛剛平反，又怕節外生枝，只有繼續挑下去。人民公社解體，大鍋飯散夥，土地分配到戶，當時化肥十分緊缺，大糞又成了寶貝，你再去農民家裡挖大糞，人家還不願意呢！就這樣，挑大糞生涯才算結束。老子當右派二十二年，兒子挑大糞卻挑了二十二年又幾個月，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理」！
老三趙禮賢的命運最苦。轉眼到了1959—1961年神州大地餓殍遍野的三年，在那個年頭不偷根本就無法活命，地主兼右派,三天兩頭挨鬥，「偷」字連想都不敢想，也就是在五十歲上下，夫妻兩個大約在十天之內先後被活活餓死，由鄉親們各用一張破席一卷草草掩埋了事。老三妻子的妹妹（地主），就在鄰近的王莊，聽到姐姐餓死的消息後，非常悲痛。若向大隊請假給姐姐奔喪，根本沒有批准的可能，於是私自決定，到了姐姐的墳地大哭一場。冷靜下來一想，回到王莊後決不會輕饒，已經餓得離死不遠，幾場批鬥會下來必死無疑，這種牛馬不如的生活，生不如死，於是在回王莊的小路上，吊死在一棵小樹上。死了也不會放過，還落個「畏罪自殺，抗拒改造」的罪名。
老二的兒子，被送民權縣林場勞改隊改造後，先摘帽（注3）後平反。
這個家庭是農村典型的詩書門第，以詩書傳家，靠勤勞致富。在民國時期，當青黃不接（注4）或遇到災荒年時，總是盡力資助周圍的貧苦百姓，多麼好的一個家庭！然而，在1949—1976年好壞顛倒的二十七年裡，卻容不得這樣的家庭，直至搞得家破人亡，這真是我們國家的一大悲劇！
鄭永起：河南民權人、地主出身、農村小學教導主任兼教師，我妻子的姐夫，已故。在反右鬥爭中，地主被打成右派的情況大同小異，很少有例外，當然鄭也在其中。只是此人膽量大，有智慧。在餓殍遍野的那三年，僅有的一歲多的兒子，已經餓得奄奄一息!怎麼辦？!坐等，眼看著兒子撐不過三天就要活活餓死，自己可以死，兒子的命要保住。無可奈何，決定鋌而走險——到糧倉去偷，這是唯一能活命的一條路，可是一旦被抓，你一個地主又是右派，結局可想而知，必死無疑。即使如此，也決不後悔，長痛不如短痛，任人蹂躪，做個好人都難的日子，死反倒是個解脫，至於死後孩子老婆的命運如何，也就顧不了那麼多了。決心一下，立即行動，很快準備好了開鎖工具等有關東西。後事安排好以後，某天深夜夫妻灑淚訣別後，丈夫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毅然地走上了拿人頭換糧食的行竊之路。到糧庫翻牆、開鎖，然後偷了幾十斤玉米，……整個過程竟然沒有被人發現，也沒留下任何蛛絲馬跡，真是蒼天保佑。玉米偷回家後也不敢放在家裡，怕一旦事發後來家搜查，當時就趁著夜幕由妻子用獨輪車推著兒子和到手的玉米躲到了趙莊的娘家，並把糧食隱藏起來。如有人問起，則慌稱孩子突然發燒，去娘家找孩子他舅看病回到娘家後，為避免被人發現，只有到夜間才敢抓出一把玉米，用蒜臼搗碎，然後熬成稀粥餵孩子。就這樣，才算保住了兒子的性命。這真是典型的逼良為盜！
經過多年的接觸，使我充分認識到了右派這個人群是我國知識份子中的精英，在他們身上有許多閃閃發光之處：
第一.是一批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正因聽黨的話，才善意地提出了意見，目的是希望祖國盡快繁榮富強，永不受列強欺侮，這是多麼可貴的愛國熱情!遺憾的是由於這部分人當時過於天真，模糊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愛「黨」決不等於愛「國」，「黨」和「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第二.是一批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同情好人，敢說實話，不管自己付出多大的犧牲，決不去構陷一個好人。
第三．都是所在單位技術等方面的骨幹，甚至有發明創造，我知道的在紡織技術方面就有兩項，他們都為祖國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右派份子的結局，令人同情，讓人心寒，大致有這麼幾個方面：
第一．相當一部分年老體弱者,在二十二年牛馬不如的右派生涯中，經不起殘酷的肉體和精神折磨，相繼含冤死去！
第二．這個人群是屬於黑五類（指地、富、反、壞、右）中的一類。有運動，當然要拉出來批鬥；沒有運動，尚有階級鬥爭新動向（注5），也要拉出來批鬥。批鬥實際上是打罵、凌辱，沒完沒了。士可殺不可辱，一部分人在極度絕望中自己走上了絕路。這部分人即使死了也不放過你，還得說成是「畏罪自殺」的反革命分子。
第三．「毛禍」1959——1961餓殍遍野的那三年，起碼是長江以北大半個中國的農民，不偷就沒有活路，除老人小孩外，幾乎人人是「賊」。不管是小麥也好，秋莊稼也好，從糧食顆粒尚嫩但可以果腹時就開始，直至繼續成長、成熟、收割、運到場裡晾晒、打場等過程是邊偷、邊吃、邊藏，等到「人民公社」組織場淨入庫時,那只不過是剩餘的一部分，逼良為盜竟到了這種程度！本來1958年的莊稼長勢很好，豐收在望，成熟的莊稼不讓收割，硬是逼著農民大辦鋼鐵，父老鄉親們，痛心疾首，流著眼淚，眼巴巴地看著已經到口的糧食爛到了地裡！這是造成其後三年餓死人的主要原因。
當年的右派份子是專政對象，一般是不敢輕舉妄動的，他們除了和大家一樣挨餓之外，還要經常拉出來批鬥，被人拳打腳踢是家常便飯，所以在農村首先餓死的就是這個人群。
第四．歷經磨難和坎坷，大難不死，有幸活下來了。
死者也好，生者也好，他們的家人和親戚都受到了牽連，反革命家屬，低人一等，孩子升學困難，找不到工作，不好找對象，更談不上參軍，甚至有的老婆（或丈夫）離婚而去……
就是這樣一個人群，只要離開毛澤東領導下的國度，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受到重用和尊重，過上幸福的生活，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卻遭到了如此殘酷的打擊和迫害，這樣的人間悲劇我們決不能忘記！
註：
1：火線入黨：歷次運動如同兩軍對壘，一方是毛澤東領導下由貧下中農（或工人階級）組成的官兵；另一方是黑五類中的某一類，批鬥場地就是戰場。每次運動總有那麼幾個人，在批鬥會上，上躥下跳，對鬥爭對象，竭盡造謠誣蔑之能事，直至拳打腳踢。被有關領導欣賞後，就成了積極份子。有關入黨手續從簡從快，甚至於候補期都不要，幾天之內就宣布為正式黨員。
豈止是火線入黨，緊接著就是火線陞官。一般規律是每逢運動後，這部分人不僅入黨，還會緊接陞官。時間一長，投機鑽營者就看出了這個門道，原來這才是陞官發財的捷徑，比在工作崗位上實幹要強得多，實幹又苦又累的，領導還不一定看得到。於是在運動中就竭力表現，以達目的。在黨政幹部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這樣踩著別人的肩膀甚至雙手沾滿了鮮血爬上來的。這就是「工農幹部」的主要來源渠道。
2：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吳之圃，左中之左，搞浮誇風堪稱全國之最，馳名於大江南北。始於1957年，1958年達到頂峰，故河南餓死人最多，信陽地區全村、全家被餓死光的現象非常普遍，甚至有的地方還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
3：右派份子在改造期間因表現比較好，可以被摘掉右派帽子，再有問題就當做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但過去的錯誤定性不變。這就是摘帽右派。而沒有摘帽的右派份子仍屬於敵我矛盾。
4：青黃不接：我國的農業，在採用傳統方式耕種的年代，與當前相比，糧食單產水平很低。每年春夏之交，相當一部分農民前一年的秋糧吃完或所剩無幾，而當年的小麥尚未成熟，二者銜接不上是常事，故在北方農村謂之「青黃不接」。
5：階級鬥爭新動向：有運動，黑五類當然要拉出來批鬥。因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是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沒有運動時，貧下中農和工人階級決不能放鬆階級鬥爭這根弦，批鬥會也得定期不定期地召開，於是積極份子們就雞蛋裡挑骨頭，任意給黑五類中的某一分子加個罪名，如：不安心改造等，這就是出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
火線入黨和階級鬥爭新動向是在毛澤東階級鬥爭哲學裡派生出來的名詞，沒見過他的具體定義，我是在多年的運動中，身臨其境體會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