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已過，聽蟬聲，想起了初唐著名書法家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蟬》)的詩句。蟬聲是「音頻信號」，「蟬鳴」應屬「信息輻射」。晚一些的唐代詩人王之渙的「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登鸛雀樓》)，則是「視頻信號」，「望遠」應屬「信息蒐集」。然而，兩組詩句，從字面看，不論是「音頻」還是「視頻」，詩中的「信息流」，都有置身高處的意思。巧合的是，這兩句詩也都蘊涵著」站得高「才能」看得遠「的意思(權將「視、聽」視為一體)。然而，「站得高」是否就能「看得遠」，似乎並不是一個確定的結論。
姑蘇臺假想圖
晚唐詩人羅隱在其著名的《讒書》中有一則《吳宮遺事》，文中稱，吳王夫差因擔心越國的報仇復國之心，為使「參政事者」「聽百姓之疾苦」，「察四方之兵革」，遂「筑臺於姑蘇之左」。夫差想得太簡單，他以為，修一座巍然聳立的高臺，「站得高」就可以「看得遠」，站在高臺之上，就能傾聽百姓的民怨，就可監視邊陲的刀兵。然而，「硬體建設」與「軟體建設」往往是兩碼事。
這位妄自尊大、顢頇無能的「No.1」，一日讓伍子胥視察「政績工程」的施工情況，當時也只建了三四級，伍員奏道：「王之民飢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這位一貫好聽喜訊、惡聞憂聲的領導者，馬上表示「不悅」，遂讓伯嚭取而代之。
而這伯嚭，就比伍員聰明多了，不僅拍馬有術，而且整人有道。此時姑蘇臺已建到九層，他不僅對國家的內憂外患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意見(「畢九層而不奏」)，反而奉承吳王，「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在為領導歌功頌德之餘，順便打打同事的「小報告」，這幾乎是一切官場宵小的慣技。伍員對伯嚭的反駁是深刻的，伯嚭這種人，只為往上爬得快，他是不會真正「情為官所系」，更不會真正「利為民所謀」(「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為王之視也，亦不為百姓謀也」)，而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肆意玩弄著領導與事業。
歷史就是這樣殘酷，忠心為國的志士，往往不得善終，姦巧謀私的佞臣，偏偏春風得意。於是，「王賜員死，而嚭用事」。夫差先生的行為如何結局呢？這高聳的姑蘇臺，不僅未能使他「站得高，看得遠」，反而，在此之後的第二年，越國攻破吳國，他就跌下王位，落了個國破家亡。
應當指出的是，「站」的位置高不高，並不一定非得山巔或樓臺，從古以來的一些人物雖然君臨天下，俯視眾生，位居九五之尊，並不見的比其他人看得更遠，或者說，「高瞻」未必「遠矚」，「遠見」未必「卓識」，何以如此呢？如同乘坐飛機俯瞰大地，從空中到地面，往往有雲層相隔，常常有霧霾相阻，因此，居高臨下，並不一定視通萬里。自然界尚且如此，何況社會與人生。
正如羅隱先生在《讒書》的另一則《迷樓賦》中所指出，大內九重，深宮內苑，通常是「旁不通乎日月，外不見乎天地」，而且「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有鄭衛」。養尊處優，驕奢淫逸慣了，只顧「享受生活」，哪裡還有心情深入基層，體察民情，何況君王與百姓之間、君王與四方之間，有著無數的「隔離層」——地方大員(「君王欲間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問乎四方，曰四方有將。」)，這些「中間環節」，「相秉君恩，將侮君權」，表面上「奉天承運」，實際上陽奉陰違，加之手握重權，秉政一方，且不乏伯嚭這樣的官場油子，假如他每天給你報告一些「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之類的假信息，或者如同今日的「上壓下層層加碼馬到成功，下騙上處處兌水水到渠成」，當彼之時，由於「中梗阻」的病變，即便「站得高」也未必「看得遠」，甚至會鬧出晉惠帝聽說百姓餓死，反問「何不食肉糜」，聽見青蛙鳴叫，卻問「為官為私」的政治笑話。在這種情況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登飛來峰》)的說法，只能是一種理想主義。謂予不信，讓他雲霧天裡坐一趟飛機試試。
在《讒書》中，這個故事只有區區140多字，但卻闡述了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揭示了一個重大歷史教訓。
附《讒書·卷一》「吳宮遺事」原文：
越心未平，而夫差有憂色。一旦復筑臺於姑蘇之左，俾參政事者以聽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一之日，視之以伍員，未三四級，且奏曰：「王之民飢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國危矣。」夫差不悅，俾嚭以代焉。畢九層而不奏，且倡曰：「四國畏王，百姓歌王，彼員者欺王。」員曰：「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為王之視也，亦不為百姓謀也。豈臣之欺乎？」王賜員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