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7月17日訊】上世紀60年代中蘇大論戰時，「九評」把赫魯曉夫在改革經濟體制過程中提出的物質刺激、利潤原則、改變官僚主義的農業計畫制度等，都說成是蘇聯在復辟資本主義，是修正主義。
對赫魯曉夫的批判給中國的影響是強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論上更加教條化。更為不幸的是，大論戰和農村開展社主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論、輿論和政治準備，最後把中國帶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國上下到處抓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
如何評價赫魯曉夫與他推行的改革，我國一直存在不同的觀點。本文圍繞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對若干問題提出一些看法。
赫魯曉夫的難題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實際上，斯大林在世時的最後幾年中，對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最親近的同事，並一直害怕會被推翻。因此，他並沒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遺囑，明確地指定接班人。（1923年，列寧病危時，曾以給黨代表大會的一封信的形式留下遺囑，對身邊的其他主要領導人一一作了評價。遺憾的是，他的關於把斯大林調離權力中心的這一主要意思，未能得到實施。）因此，無論是主席團成員還是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中的任何一個成員，都不能說或不敢說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在這個背景下，赫魯曉夫要達到權力的頂峰，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和種種危險。但他克服了一個又一個的障礙，最終成了斯大林之後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不算馬林科夫的短暫執政。從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到同年9月7日赫魯曉夫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前這段時間中，馬林科夫主持蘇共中央主席團工作）。
赫魯曉夫面臨著十分複雜的局面和艱鉅的任務。正如蘇聯著名政論家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指出的，放在當時赫魯曉夫面前的斯大林所留下的蘇聯是：「越來越貧困的、實際上半崩潰的農村、技術上落後的工業、最尖銳的住房短缺、居民生活的低水平、數百萬人被關押在監獄和集中營、國家與外部過界的隔絕——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有新的政策和徹底的變革。」於是，赫魯曉夫——正是這樣！（像人民期望的那樣）成了新時代的先驅者。（﹝蘇﹞尤里·阿法納西耶夫編、王復士等譯：《別無選擇》，遼寧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84頁)
前蘇共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亞·尼·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赫魯曉夫上臺時前任給他什麼樣的遺產時寫道：「赫魯曉夫繼承了一份可怕的遺產。1953年初，專制制度的狂妄行為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千百萬人還關在勞改營和監獄裡。」「農村過著赤貧生活，戰後完全荒蕪。每天晚上集體農莊的作業隊長總是沿著村裡的街道一戶一戶地給成年人派明天的任務。他這種派工也是吃力不討好，因為那些由於繁忙的家務變得凶狠的婆娘們都給做嘲弄的手勢，而留在農村的男子漢則一邊罵娘一邊詛咒為‘工分’、為工作日去幹活。」「兒童們拎著粗布袋在收割過的佈滿麥茬的地裡撿掉下來的麥穗。」「每個農戶在整個春天和夏天向收貨站交牛奶，而秋天交牲畜和家禽，這是在交實物稅。」「斯大林愛好歷史，熟知農奴制的一套規章制度，他原封不動地通過強硬手段把它們運用於我國農村。」「20世紀中葉，俄羅斯的農村成了國家農奴制農村，而且國家從農民那裡奪去了除空氣以外的所有東西。」（﹝俄羅斯﹞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當時蘇聯的實際情況與存在的問題比上述還要更加複雜，只能通過根本性的改革才能找到出路。改革也是赫魯曉夫的本意，儘管他的改革有時表現得反覆無常，但一直到他下臺，改革一天也沒有停止過。
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
蘇聯要向前發展就必須對斯大林體制模式進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魯曉夫上臺後必須解決的第一個重要問題，也是赫魯曉夫執政時期的一個主要標誌。
赫魯曉夫執政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反對個人崇拜、批判斯大林的呼聲日益強烈。當時赫魯曉夫是這樣描述自己的心情的：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沈重地壓在我的心上」，「幾十萬被槍斃的人使我良心不安」，一種為無辜蒙冤者恢復名譽的崇高責任感和正義感使我在二十大會議的一次休息期間「鼓足了勇氣」，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出反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決定在1956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把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推向高潮。（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04頁）
在會議的最後一天，赫魯曉夫向代表們作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秘密報告」，題目是《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赫魯曉夫在報告的開頭就指出：「斯大林死後，黨中央奉行的政策是要詳細地、徹底地闡明，決不允許把一個人吹捧到具有神仙般那樣超自然性格的超人地步。我們還要指出，這種做法是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的。這種做法就是認為這樣的人物什麼都懂得，什麼都瞭解，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他什麼都能做，他的行動絕對沒有錯誤。」赫魯曉夫接著說：「我這個報告的目的並不在於全面地評價斯大林政治生涯及其活動，就斯大林的功績而論，在他活著的時候已經寫過無數這方面的書籍、小冊子、研究性文件，就斯大林在準備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在內戰時期和我國建設時期所起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宣傳，這是眾所周知的。我們現在關心的是一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對黨都是極為重要的問題，即對於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到底是怎樣慢慢滋長起來的，而這種個人崇拜又怎樣在特定的階段成了給予黨的各項原則、黨內民主以及革命的法制秩序極其嚴重危害的根源的。」
通過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揭開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嚴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體制模式必須採取的重要步驟。從體制改革角度來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人們認識到個人崇拜是斯大林蘇聯體制模式的產物。這絕不是由最高領導人個人品性決定的，最重要的根源在於過度集權的政治與經濟體制。關於這一點，南共聯盟領導人鐵托指出：「個人崇拜，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的產物」，「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根源就在這裡。」（《鐵托在普拉的演說及有關評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年版，第78頁）
其次，通過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揭露與批判，才有可能對蘇聯傳統模式進行批判性的認識。正如同俄羅斯著名學者阿爾巴托夫指出的：「蘇共二十大向人們講出了他們曾經猜測的許多事情的實話後，與其說它給我們的社會提供了答案，毋寧說是提出了問題——它的歷史意義恰恰就在這裡。當時誰也沒有答案，重要的是把主要的問題極其尖銳地擺出來，即必須變革，必須探索新的社會主義模式。但是為了能夠有說服力地提出問題，就必須說出有關過去的嚴酷的真話。說明我們的社會發生了什麼，斯大林主義把它帶到哪裡去了。在這個意義上，揭露斯大林及其罪行是赫魯曉夫所能做的最有效的行動。」
最後，促進了思想解放，活躍了理論研究，從而為推動改革創造了條件。理論的創新與發展，是推動體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如像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說的那樣：「在斯大林總是正確的」、「他能代替一切人思考」的情況下，理論不可能發展，只能是僵化的教條。通過對個人崇拜的批判，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人們的思想得到瞭解放，圍繞改革展開的理論討論十分活躍。這些，為推進體制改革無疑都是重要的。
那種把蘇共二十大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說成是「蘇共蛻變的發端」、「蘇共的蛻變是從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開始的」等觀點，實在不符合歷史事實。
緣何首抓農業改革
赫魯曉夫上臺後，在圍繞鞏固自己政治領導地位的爭鬥過程中，之所以很快贏得人心，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他首先對農業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這樣做不是出於他對農業的特殊愛好，而是由當時蘇聯客觀情況決定的。
赫魯曉夫上臺時面臨的農業問題十分尖銳。戰後蘇聯沒有把注意力放在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農業問題上，而是集中精力抓城市的重建與工業的恢復。蘇聯農業制度特別是集體農莊制度方面存在的嚴重弊端，在戰後也沒有進行改革。這些因素導致在斯大林逝世時，蘇聯農業處於嚴重落後的狀態。蘇聯平均單位面積產量從1913年至1953年都沒有什麼提高，其產量僅是歐洲其他國家平均產量的三分之一。
馬林科夫在1952年召開的蘇共十九大報告中，宣布蘇聯糧食問題已徹底解決：「今年（1952年），穀物的總收穫量達80億普特，而最主要糧食作物小麥的總收穫量比1940年增加了48%。以前認為最尖銳、最嚴重的問題——穀物問題——就這樣順利地解決了，徹底而無可改變的解決了。」1954年1月22日，赫魯曉夫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信（題為《解決糧食問題的途徑》）中集中反映了他的看法：「進一步研究農業和糧食收購的狀況表明，我們曾經宣布糧食問題已經解決，這是不完全符合國內糧食供應的實際情況的。」「許多州、邊疆區和共和國的集體農莊在完成對國家的義務後剩下來的糧食，不能滿足集體農莊在公共經濟的一切需要。留給農莊的穀物飼料尤其少，而沒有穀物飼料，畜牧業就不可能急劇發展。」
蘇聯農業問題發展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已不能從十月革命前的歷史中去尋覓原因了。1955年3月18日，赫魯曉夫在薩拉托夫市舉行的東南地區各州農業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沙皇俄國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東西。但是，同志們，自從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已近三十八年了。因此，再往尼古拉二世身上推諉，該覺得可恥了，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農業嚴重落後是多種原因造成的，既有斯大林經濟體制模式特別是農業制度嚴重弊端對農業發展的制約，也有具體的農業政策對農業發展的破壞。如長期以來，片面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剝奪農民；違反物質利益原則，對農產品實行高徵購和低價的政策；對農村的個人副業缺乏穩定的政策等。
赫魯曉夫執政後，在農業方面的政策既涉及農業制度方面的問題，也涉及農業政策。這一時期農業改革與政策調整的主要措施有：
以擴權為主要內容的農業計畫體制改革。在斯大林逝世前，由於國家對農業生產計畫安排得死死的，極大地束縛了農莊、農場的主動性。1955年蘇共通過了《關於修改農業計畫工作的辦法》的決議。這次農業計畫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一是農業計畫工作以商品產量為出發點，大大減少給農莊農場的計畫指標，即只下達農產品採購量一項指標，其他生產計畫均由農莊農場根據農產品採購任務與自己內部需要來確定；二是農業計畫制定的程序作了改變，即由過去農莊、農場從上級機關領取任務，改為直接由農莊、農場制定計畫；三是計畫計算的方法也作了改變，把過去按種植作物的公頃與飼養牲畜頭數的計算方法改為按農產品、畜產品數量進行計算。
以提高物質利益為主要目的的農產品採購制度改革。斯大林時期，蘇聯實行的農產品採購制度是剝奪農民的一種重要手段。斯大林逝世時，在農產品採購制度方面的問題已異常突出。如農產品收購價格，20世紀50年代初，蘇聯每公斤穀物為4—8戈比，而這一收購價格是在1927—1931年間規定的。集體農莊按照這種價格交售了穀物總收穫量的20%左右以及幾乎全部的畜產。這樣，農莊交售產品所得的收入還不夠補償生產費用。許多農莊生產1公擔馬鈴薯的成本是40盧布，而收購價格僅為3盧布。
赫魯曉夫執政後，為了調動農莊、農場的生產積極性，貫徹物質利益原則，在農產品採購制度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提高了農畜產品價格，從1953年到1963年，農畜產品共提價6次；其次，實行統一的國家收購制度，1958年6月，決定取消義務交售制和機器拖拉機站實物報酬制，實行按地區分別規定的統一收購價格，這種價格比義務交售價格提高了兩倍；在取消義務交售制與機器拖拉機站實物報酬制前，逐步放寬農產品義務交售的定額和最後取消義務交售制。
由於採取了上述措施，特別是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使農莊收入大大提高。1953年農莊向國家和合作社出售種植業和畜牧業產品的收入為41.4億盧布，1960年為141.6億盧布，即在產品量增長0.6倍的情況下，收入增加2倍以上。據有關材料，1952年—1962年期間，蘇聯全國集體農戶的收入增長了2.9倍。
積極鼓勵個人副業的發展。蘇聯農村的個人副業是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產生並得到不斷發展的一種經濟形式，主要是指農莊莊員、農場職工和農村其他居民耕種宅旁園地與自養牲畜、家禽等家庭副業。長期以來，個人副業在蘇聯農業經濟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赫魯曉夫上臺初期在個人副業的管理方面，實行積極鼓勵的政策。
改組機器拖拉機站。改組機器拖拉機站的主要內容是：改變為集體農莊進行生產技術服務的現行制度，逐步把機器拖拉機站改組為技術修理站，並逐漸過渡到把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改組機器拖拉機站解決的問題有四：最為重要的是解決了長期存在的、難以解決的「一塊土地、兩個主人」極不協調的農業管理制度；其次，使得土地的主要耕作者——集體農莊與生產工具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制度上促進和保證以擴權為主要目的的農業計畫制度改革；在理論和實踐中，推動農業與工業之間主要以商品交換形式的經濟關係，從而擴大了商品貨幣關係的範圍。
改革集體農莊勞動報酬制度。蘇聯集體農莊在1956年之前，一直實行自1931年開始的按勞動日計酬的制度。這一報酬制度有明顯的缺點：首先，農莊成員按勞動日得到的報酬一般要等到經濟年度結束時才能得到。這就是說，在一年內莊員沒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勞動日的報酬值隨著年景好壞而波動，因此，莊員也不清楚一個勞動日能拿到多少報酬，當然更不知道經濟年度結束時能獲得的總收入是多少。這種付酬制度減弱了農莊莊員對勞動結果的興趣，也就不會從物質利益上去關心農業的發展。其次，由於農活繁多，十分複雜，很難使勞動記分標準定得合理與科學。
為了克服上述缺點，在總結許多農莊已採取的更先進的付酬制度基礎上，蘇聯於1956年決定改行按莊員在公有經濟中所做的全部勞動日發給預付款制度。這一制度規定，年初以盧布對勞動日單價進行估算，然後按月預支報酬，到年終結算。預付款由貨幣與實物兩部分組成，集體農莊要建立滾存的貨幣基金和糧食儲備。貨幣預付基金的來源是25％的農產品銷售收入和50％的採購預付定金。為了保證每月的預付款能兌現，蘇聯國家銀行對貨幣預付基金的上述兩項來源列入特別往來賬戶，這筆錢只能由農莊管理委員會用來給農莊莊員發放預付款和按勞動日進行分配。
這次改革雖然有利於克服按勞動日年終支付報酬的一些缺點，並對提高農莊莊員的積極性起到一定作用，但改革之後的莊員付酬制度其基礎仍是勞動日，因此，並沒有解決莊員的報酬所存在的不穩定和無保障的問題。
赫魯曉夫上臺執政後，為了擺脫國家面臨的農業嚴重落後狀況，使農業有較快發展，採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除了對農業制度的各個領域進行改革外，還在發展農業政策方面採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在赫魯曉夫執政時期，墾荒、擴種玉米與畜產品產量趕超美國這三大政策，可稱為推進農業的熊熊燃燒的三把火。這三大政策本身，並不屬體制改革的內容，卻與農業發展和農業制度的改革有著密切關係，在研究赫魯曉夫上臺後的農業制度改革時，也有必要關注。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