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日本政府把尖閣諸島/釣魚島「國有化」以來，中國政府對日本採取了多層面的反制措施。
我自己也受到了一些直接影響。一位中國官員格外禮貌地告訴我說，「加籐先生，您暫時不要在國內（中國大陸）出版書籍了，形勢緩和了再說，一切都是為了保護您，請您理解。」這位官員說得很對，我本打算在今年內出版的兩本書果然被拖延。我分別向出版商詢問「大概延期多久？」對方都回答，「不好說」。我問那位官員同樣的問題，對方的回答也是「不好說」。我接著問，「那問誰會清楚？」，對方猶豫著說，「恐怕誰都不清楚。」
我知道，中國的政治文化很複雜，而就其言論自由化進程來說，出版又恐怕是最敏感，當局最不會輕易放手的一環，無法與一般的媒體報導或網路輿論相提並論。
這段時間以來，在美國波士頓，我和西方的一些中國觀察家們多次探討中國問題。用一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研究東亞問題的學者的話說，「當前的中日之間的領土危機使我們產生重新檢討中國風險（China risks）的渴望。」
他們特別關注「中國正在發生些什麼」，不少人向我這個剛離開中國不久的人詢問「現場感受」。經過大約一個月、與十多名學者的交流，我把他們有關「中國風險」的問題，概括為以下七點，另外簡短附上我在討論中表達的個人觀察和想法，願與中國讀者朋友們分享。
一，Violence（暴力）
問：在中國全國各地發生的暴力遊行，降低了海外投資家們對中國市場的信心。這些遊行是政府鼓勵的還是民間自發的？如果是前者，政府為何要這樣做？如果是後者，政府為何控制不住？
我的回答：即使有鼓勵成分，遊行也肯定不是中央政府在全國統一部署的，更多是中國社會的權力關係，或者說利害關係出現分裂的結果。中國國內不是鐵板一塊，每一個地方的「控制度」也截然不同。此次遊行的導火索畢竟是日本，中國政府很可能發現分寸難以掌握——不去控制，社會穩定會受到威脅；而控制得過嚴，政府就會變成弱勢群體。
二，Governance（治理）
問：中國共產黨能夠控制地方政府或國內不同的行為體，比方說民間企業、大學生、知識份子、網路媒體嗎？它到底控制著多少？
我的回答：我感覺，這個問題恐怕中共最高領導層也不是最清楚。外界常常認為，中央掌控著地方和民間的一切，其實未必。近些年來，政府對民間變得越來越「客氣」，信息更為公開透明，以便滿足輿論監督權力的慾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權力關係正在發生變化，兩者間的距離越來越接近。
三，CivilianControl（文官控制）
問：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解放軍的掌控度如何？軍隊會不會不顧執政黨的方針單方面採取行動？
我的回答：我個人認為，黨基本著軍隊，解放軍畢竟是共產黨的軍隊。當然，與中國有關的任何問題，100%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有可能，但我們不應低估共產黨的能力。
四，Nationalism（民族主義）
問：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似乎空前膨脹，政府是如何處理這種情緒的？這種情緒會被共產黨用於增加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嗎？
我的回答：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在變化中，難以判定現在處於哪個階段。不過我認為，在中國，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一把雙刃劍。政府或許可以用它來鞏固統治地位、提高合法性，但它也有可能成為威脅政府統治的不確定因素。
五，Absence（缺席）
問：中國兩位經濟領袖——周小川、謝旭人缺席最近的東京IMF會議，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他們不應該把兩國間的困難強加給世界經濟。中國領導層為何要那樣做？
我的回答：「缺席」一舉，明顯屬於中國高層反制日本的一環。從反制措施的種類來看，軍事對抗不可取；經濟制裁也會打擊本國經濟，導致雙輸；民間、人文交流上能做的基本都已做過，剩下的只有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反制。「你不給面子，我就不跟你談」是中國政府慣常的態度，尤其是在對日關係上。
六，Nation’s image（國家形象）
問：不依法的暴力行為、民族主義膨脹、出於政治目標的「缺席」等，都在損害著中國的國家形象。難道高層不在乎外國人對中國社會的看法嗎？中國不是很在乎面子嗎？
我的回答：中國，尤其中國政府，當然在乎面子。但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對政府來說，除了對外要有面子，對內也要說得過去。國內輿論若認為政府外交軟弱，高層就會擔心統治合法性被削弱。中國政府現在夾在內政與外交之間。
七，CoreInterests（核心利益）
問：中國對外政策似乎已經拋棄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而開始強有力主張「核心利益」，中國的對外擴張性到底有多真實？其利益的範圍和彈性有多大？
我的回答：隨著經濟影響力和政治話語權的提高，中國對外變得更加自信和強硬，這是很自然的。不過，「核心利益」在我看來，更多是「內向」的：只要對高層來說最重要的利益——祖國統一、領土完整、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牢固——中國就不會對外採取不必要的擴張，而是會集中精力於國內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