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4月27日訊】一
「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 對於據說來自中文典故的英文諺語，我從不知該如何確切翻譯。不過，聽聞陳一咨去世的消息時，卻覺得這句話對他的一生真再適合不過了。
是的，20世紀的很多中國人都被這」interesting times」詛咒，戰爭、革命、飢荒、階級鬥爭，縱使僥倖地逃脫了被吞噬的命運，歷史怪獸也一次次地摧殘你。即便如此，陳一咨的一生也似乎更為跌宕，他在這跌宕中還熠熠生輝。
他出生於1940年的陝西。他的祖父是參與康有為1895年的公車上書的舉子之一，大表伯則是一代文人吳宓。不過，這種榮光到了1949年就成了要被埋葬的舊世界了。
像很多同齡人一樣，他崇拜這個新時代。他是中學裡的「煉鋼英雄」，被當時的團中央書記胡耀邦接見過，是入黨積極份子，並如願考入了北京大學。當他在1965年給毛澤東寫了題為《對黨和政府的若干意見》的三萬字長信時，他也仍是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相信這個國家的方向沒問題，只是執行出了偏差，而他有義務向毛主席匯報。他騎著借來的自行車，把信送給中南海西門，還收了回執。
他的命運因此改變。在接下來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並遭遇了可能是最殘酷的北大批鬥會之一。僥倖逃生後，他被下放農村，目睹與經歷了共產主義試驗給中國鄉村帶來的巨大災難。不過，他也在這混亂與無望中，締結出一個對日後影響甚巨的小型關係網路，與一群落難的太子黨結為莫逆。
他的人生在1978年迎來了轉機，共產黨似乎改變了它的方向。一直到1989年夏天，他被視作中國經濟改革的主要推手之一。他組建並主持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所組——農村正是中國改革的發軔處，他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長，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副會長……金觀濤在1988年初給他的那個稱謂並非全無道理，他是體制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的「盟主」。
這個「盟主」有著天然的脆弱性。共產黨政權修復了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卻未承認他們的獨立性。大多數人並不在意這個，在漫長的壓抑之後，任何思考與行動的空間都讓人倍感興奮。對於陳一咨這一小群人更是如此。中國正百廢待興，一個被摧毀的官僚系統使政治變得更為非制度化，倘若你能接近核心的決策者，你的理念就能迅速、有力地實現，得到巨大的迴響。當陳一咨在農村生活裡掙扎時，常以「必待堯舜之君」的志士自我勉勵。胡耀邦與承接他的趙紫陽的確像是這共產體制中的明君——他們真切關心中國的未來，承認既有制度的弊端，樂於傾聽青年人的建言。
那是個令人陶醉的年代，那個當年去西門呈交萬言書的青年，如今可以隨時出入中南海，那個在鄉村的知青大隊書記，感到自己正在幫助中國融入世界舞臺，這裡面既是個人價值的實現，也有一種虛榮與權力的強烈滿足。
個人實現與榮耀也是以依附性為代價的。他們享受到這非制度化政治的優勢，也要承受對應的風險。胡耀邦與趙紫陽先後被其背後的老人政治推翻，而他們的追隨者們則發現自己要應對歷史性的選擇。
當陳一咨與他的體制內經濟改革派知識份子同僚（他們被稱作「三所一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在1989年5月19日發出了《關於時局的六點聲明》時，他們不僅在表明自己的價值立場——他們支持民主運動，也是某種政治博弈——他們站在可能被廢黜的趙紫陽一邊。
他們的價值被踐踏，博弈變成了自殺。這也像是歷史的奇特重複，他祖父支持的維新者在1898年的短暫實驗後，他們寄望的光緒皇帝被囚禁，維新黨則被砍頭、開始流亡。在六月之後，趙紫陽被軟禁，他的主要追隨者則變成了通緝犯，陳一咨也踏上了流亡路。
二
在出版於2013年、將近700頁的回憶錄裡，陳一咨只把時間終止到1989年。至於接下來的流亡生活，他準備在下一卷處理——「我們這一代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侷限，不同程度都受到‘共產黨文化’的影響，既未能繼承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也未能領略西方文化的精神實質。重新認識自己，重新認識世界，重新認識中國，就成為我到海外後的迫切任務」。
很遺憾，他未能完成下卷書稿就離去。在25年之久的流亡生涯中，他積極的參與過海外民主運動，也捲入了其中的是是非非，他創建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繼承了他在中國時的恢弘氣魄，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代表著流亡知識份子的最高學術與知識成就，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光，成了一名不屈不饒、相當成功的抗癌英雄……
但與康梁時代相比，這一代流亡者卻面臨著更大的窘迫。前者不過流亡了14年，其間目睹著清王朝的逐漸衰落，而後者則不無驚奇地發現這個喪失了合法性的政權創造了新的經濟奇蹟，成為新強權，他們已經持續了25年的流亡生涯似乎仍離結束遙遙無期，他們也目睹著更年長的同行者逐個離去。逐步衰亡的不僅是軀體，還有他們理想、雄心、影響力。
陳一咨在洛杉磯的4月13日離去，僅僅一天後，就是胡耀邦的25週年的忌日。這個偶然似乎也印證了一代改革者與歷史的徹底告別。而他們激起的特別情緒，則是公眾對於「改革年代」的某種懷舊——這也是可疑的懷舊，歷史的巨大割裂感已然發生。當傅高義的《鄧小平傳》出版後，公眾似乎完全原諒了他的殘酷，高度認同他的改革精神，似乎完全忘記了胡與趙兩位總書記才是八十年代的改革精神的真正締造者。同時，當一部分人用「胡趙體制」來批評此刻中國的政治停滯，這緬懷中又有了過多的浪漫化成分——在一個共產黨的體制中，體制內的改革者到底能走多遠？
在陳一咨的回憶錄中，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體制內改革派的特性——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威權性，對社會力量忽視。當他在最初讀到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時，感到它有道理，卻不可行，當留學美國的楊小凱詢問陳一咨政治改革是否可能使反對派合法化時，後者認定他太過異想天開。
在某種程度上，他是對的，從薄弱環節開始的改革更可能收到效果。但這可能也是對極權制度地缺乏深刻理解，以為它能在缺乏挑戰與制約的情況下，真的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步一步變化。更重要的是，經濟改革很難導致極權體制的根本性改變。
按照立陶宛的流亡者Aleksandras Štromas的傑出分析，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經濟概念、也不是一個社會概念，它是一個道德概念。毛澤東的極權不正是建立在這個道德基礎上嗎，它的一次次暴力清洗正是宣稱被清洗者是「邪惡」之人，而對公有制、國有化的推崇也正是認定人是自私、不可靠的，它造就出的虔誠的社會主義者往往是自我正確的、總認定自己能代表他人的威權主義人格。
八十年代的最傑出改革者們，不管是陳一咨這樣的經濟改革者、還是劉賓雁這樣的社會改革者，都是這種威權性格的例證。他們關注抽象的人民，對他們的疾苦同情不已，卻對真正的個人缺乏興趣與理解。他們的道德情懷令人敬佩，卻可能與他們想要通往的方向並不相同。
在陳一咨的回憶錄中，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的這種人格特徵，他似乎是一貫正確的，很少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也似乎很少主動承擔歷史上的某些錯誤。或許，正是這普遍的非個人、非內省、思維一元性的特徵，令原本困難的流亡政治變得更為糟糕。
這並非是貶低陳一咨與流亡群體的重要性，他們已是歷史的重要章節，他們都有一個曲折卻豐富的「interesting times」，值得被不斷地書寫。
但是極權主義的挑戰猶在，不管中國有了多少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的符號，但它在本質上仍是極權主義的，個人價值與權利可以輕易被摧毀。不管北京街頭的雷鋒、焦裕祿的宣傳品顯得多麼荒誕，它表明集體道德主義（不管它是真是還是虛假）仍是這個體制的主要支柱。當人們普遍幻想新的開明領導人出現，或是期望變革自然而然、不付代價地發生時，仍表明著個人意識的沉睡——你沒有能力理解與堅持自己的信念。極權主義的阿喀琉斯之踵不是外交困境、經濟衰退、生態災難，而是個人道德意識的真正覺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