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5月11日訊】官員非正常死亡，並不是特例，但非正常死亡的原因總是相似。比如，自殺的原因要麼因為「工作壓力大」，要麼是「抑鬱症困擾」，官方似乎早已養成了一套完整的應對流程。只是，這樣的解釋未必能服眾，甚至可以說，官員非正常死亡的原因越是千篇一律，公眾對官員的死因猜測越是謠言四起，人們不憚以最惡的意圖去揣度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到最後，官員的正常死亡都可能被妖魔化、非正常化。那麼，面對官員的非正常死亡，官方究竟該怎樣做，才能完美善後、服膺眾心呢？

官員自殺善後的捂蓋子思維

在中國人的詞典裡，死亡，總是讓人避諱的詞語。尤其是死亡的當事人是官員，死亡的方式又是非正常的時候，官方對此更是諱莫如深。在媒體公開報導的官員自殺事件中，大多數官員的自殺原因常常只是寥寥數語，很多並未查清便再無下文。搜狐就曾總結，官員自殺善後，官方通常遵循「四字訣」。

快：偵破、發布、火化，一氣呵成。官員非正常死亡後，官方的善後工作一定是快字當先。2013年2月17日上午11時，時任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的柯建國從辦公樓墜亡。據介紹，柯建國的遺體於墜樓當日即被火化，18日便在殯儀館設了靈堂。這樣的速度在類似事件的善後過程中屢屢出現。2011年7月11日上午，時任邯鄲市邯山區區長張海忠在辦公室內死亡，7月12日下午就舉行了張忠海的遺體告別儀式，遺體被火化。這一引起廣泛關注的區長疑被割喉事件，在官員身亡第二天就得出偵查結果：「因精神疾患自殺身亡」。

穩：封鎖消息，統一口徑。在官員自殺事件發生後，官方一般都會封鎖幾乎所有消息渠道，相關部門會統一口徑，除了新聞通稿，不露一字，對官員評價，一般是千篇一律的「工作認真、為人和善」等褒義詞。2011年，河北邯鄲市邯山區區長張海忠「自殺」事件後，當地新聞發布會僅進行了10分鐘後就匆匆結束。負責發布的官員在服務員「掩護」下，急匆匆離開，拒絕記者提問。

防：安撫家屬，防守媒體。官員自殺後，做好死者家屬的思想工作，嚴格限制媒體與家屬的接觸也是政府部門的「必修課」。以柯建國的葬禮為例，參加葬禮的人群多為政府人員，一旦陌生人出入，便用警惕的眼神打量，言語謹慎。見記者來到靈堂，便趕緊把記者攆出去，邊走邊說「請講些人性」。而在張海忠葬禮上，記者試圖向張海忠之子求證「抑鬱疾病」一說時，也被一名穿條紋襯衫的中年男子打斷。

靜：官方對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保持沉默。官員的死亡，往往讓官方感到尷尬、無奈，因此官方對很多官員的非正常死亡事件，處理過程大多「靜悄悄」。專門研究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的學者齊杏發曾撰文稱：由於種種原因，官員自殺常常不被披露，經媒體報導的自殺官員，往往限於領導幹部等範圍。如2003年媒體只公開報導了數起官員自殺事件，但據中紀委特別研究員王華超透露，僅2003年上半年，中國就有6526名幹部失蹤，8371名貪官外逃，1252人自殺。

之所以對官員非正常死亡官方習慣採用「四字訣」，根子依舊還是「捂蓋子」思維在作怪。面對突發應急事件，官方本能地希望能控制住態勢，於是摀住蓋子隱瞞真相，說話模棱兩可，對希望獲得真相的媒體與公眾嚴防死守，並迅速給出所謂的答案，這既為接下來的處理行動留下空間，又能通過拖、防、靜等手法，用時間去埋沒真相。

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陳舊的應對思維。但現實也證明，它確實是多年來官方行之有效的緊急事件應對手段。官方這類屢試不爽的思路人們毫不陌生：先隱瞞、再否認、再含糊其辭、直至拖延到不了了之——這一整套事故處理手法，多年反覆在各地上演，其最終結果，就是媒體與公眾對披露公共事件的真相，往往無能為力。也就是說，幾乎每一次，相關方面捂蓋子隱瞞真相的策略都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成功，都為其善後處理保留了迴旋空間。也正是因為這些反覆上演的成功案例，才讓相關部門明白了其中的好處。

自殺真相不該成禁忌

摀住了蓋子，遮住了真相，給自己留下了迴旋空間，卻未必能遮住猜測與流言。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凡事「捂」字當頭，不能及時獲得真相的公眾，才可能浮想聯翩，才會依靠小道消息去獲取所謂「內幕」，疑問、困惑、謠言四起。可以說，對官員非正常死亡，越是對其避而不談，各種流言蜚語小道消息，越會大行其道；官方的權威發言越是三緘其口，揣測質疑過度闡釋越會沸沸揚揚。

在一個開放的輿論空間，官員非正常死亡事件，不應該成為某種禁忌。要真正消弭流言與猜測，就必須打破禁忌，依靠信息公開，讓權力運行在陽光下。比如，官員非正常自殺，到底是因為身體、精神、工作壓力等原因，還是確有腐敗、失職等問題，就必須仔細調查清楚，放在台面上給公眾交代。若逝者是無辜的，調查結論就應該還其清白；若官員是有責的，雖然人已身亡在法律上不能再追究，但釐清其中責任仍有助於讓在生的責任人罰當其罪，避免相關責任人產生僥倖心理。

官場上曾有一種說法：由於潛規則和集體腐敗的存在，被反腐調查的關鍵人物常常或自覺或聽人勸「丟車保帥」，選擇自殺，一了百了，不僅不再被追究任何責任，以往問題一筆勾銷，家人和腐敗群體還可得以保全。

因此，要避免官員自殺成為一種不正常的生態，甚至成為部分官員規避風險的選擇，對這類事件公共部門就必須及時介入、詳盡調查，該公布的公布，該追責的追責，官員才不會死得不明不白，公眾才不會不明真相。事實上，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一旦發生公職人員自殺事件，政府和媒體往往將之作為重點事件深入挖掘，務必給社會一個完整真實的交代。比如，2003年香港特區警務處助理處長張之琛自殺後，特區政府立即展開深入調查，並公布遺書等佐證材料，使民眾充分瞭解其自殺的原因。媒體則從臨床心理學角度闡釋張之琛自殺的原因，體現了人本主義的情懷。

只有當官員自殺事件不再成為禁忌，權力運行的所有過程都能拿到陽光下去晾晒，公眾對官員自殺事件才會秉持理性的態度，那些清白的官員才能得到公平的名聲，那些抱有僥倖心理的官員才能放棄「丟卒保車」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