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6月13日訊】2007年6月15日，朋友們相聚翠湖茶座，張平中笑談自己蒙冤受難的經歷。
他說：1957年整風時期，我在整風辦公室當工作員，像我這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階級異已分子」，怎能進入那樣的機構當差，說起來是場誤會。
整風期間呂逢全市長是宜賓市整風領導小組組長，動員各界人士向黨提意見。他是山西人，我聽不清楚他講的話，將凳子移近他的身邊恭聽，認真做筆記。呂市長以為我是在親近他，會後，點名要我去整風辦公室。當時，我是何等榮幸啊！同事羨慕的眼光，叫我飄飄然。
「反右鬥爭」中呂市長被打成右派份子，我也當了極右派份子。
整風期間我沒有說不應該說的話，很有自知之明，像我這樣的人，咋敢向黨提意見嘛。
我「參加革命」以來，一直很謹慎，見著領導，看見同事，總是裂開嘴唇，瞇起眼睛，並非有意阿諛逢迎，討好賣乖，實為保護自己。
打我成右派，我是心悅誠服的。但是，打我成極右份子，有些迷惑，我有何德何能享此「殊榮」。我平時不多言，不多語，雖不算溫良恭儉讓，但也是和顏悅色，不敢得罪人。因此，人們對我這個連屁都不敢放響的膽小鬼，何以成為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極右派份子，也有些兒迷茫，或者說，有些兒同情吧。
不久，有人問我：「平時看你很老實的，嘿！看不出來，你還膽敢惡毒攻擊張西挺書記」。
我大吃一驚，哪年哪月？何時何地？我惡毒攻擊過張書記嘛？那個人說：「別裝起不懂，你背後散佈：‘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
是啊，說過這句話呀。但是，這句話不是我說的呀，是羅汝漢說的呀。
事情原是這樣：有幾個同事在一起議論張書記的警衛員，說警衛員犯了什麼罪？半夜三更弄去勞改。羅汝漢說：「做人要光明磊落，有些人就不光明磊落。」這句話不反黨嘛，也不反社會主義嘛，一點都不反動嘛。我左思、右想，經過認真反省，才恍然大悟。張書記和警衛員的緋聞，早已流傳很廣，我曾暗地裡為那位警衛員的政治前途算過命。自古以來，無論古今中外，做男妓的都是榮華富貴。俄國女皇葉卡琳娜的情夫，哪個不是權勢中天。武則天女皇的面首，哪個不是驕橫跋扈。就是現代富婆養小白臉，出手就是名車、別墅。張書記是宜賓王，警衛員獻身，女王心身愉悅，警衛員的政治前途無可限量也。我料定，此人很快會官運亨通，成為我們的領導。我這個人，書生氣，本本主義、經驗主義、「歷史唯心主義」，未能深刻理解：此時此地是真理，彼時彼地就是謬誤的真諦。時代不同，主子不同，當面首的命運也不同嘛。有一天，張書記要警衛員送信到黃沙河勞改煤礦，警衛員一去就沒有回來。羅汝漢那天說的那句話，被聽話的告了密。這位告密者，又把膀子投錯了，投在我的身上。唉！雖然那句話不是我說的，但是，像我這樣的「階級異已分子」，人家隨便弄點狗屎在我身上，我也是右派，認命了。
羅汝漢是條漢子，拍著胸膛說：「這句話是我說的」。羅汝漢也書生，不但沒能取掉我的枷鎖，他也戴上了緊箍帽。不久，我被押送到像鼻機床廠、南溪麻紡廠、漢王山茶場、黃沙河煤礦、興文硫磺礦勞動改造。最後一站，是雷馬屏農場的馬湖分場，那裡的風光好好漂亮啊，可惜，我沒有心情欣賞，在那裡白白地勞改了幾年。
1964年，雷馬屏農場「釋放」我回家，看到七年不見的、餓得骨瘦如柴的母親，娘兒倆抱頭痛哭一場。娘安慰我說：「兒啊！能看到你活著回來，娘死也瞑目了」。
離開農場時，農場給我一張紙條，上面是這樣寫的：「茲有雷馬屏農場張平中回宜賓市×街×號。」我拿到派出所上戶口。女戶籍員說：「這張條條怎能給你上戶口嘛？」我慌了，上不了戶口，就是黑戶，成了黑戶，就得不到「黨和政府的關懷、照顧」。得不到「黨和政府的關懷、照顧」，就沒有糧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沒有這些票票，就沒法活下去。為了活下去，我硬著頭皮去求當檢察長的秦秀忠。秦秀忠土改時當過我們的工作組長，算是「老領導」了。人嘛，不可能全都變成鬼。「老領導」關照了。我拿著檢察長的紙條，又去找那位女戶籍，二話沒說，我從黑戶變成了白戶，當然沒有入紅戶。說也稀奇，居民委員會的治安主任沒喊我和五類分子一起開會。派出所的管段民警也沒有叫我參加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反革命分子點名。我很感激檢察長，高興了好一陣子。有了戶口，沒有工作也不行，要吃飯啦。
我去街道辦事處要求「參加工作」，街道辦事處的人叫我去群運社上班。群運社者，群眾運輸社也；就是「人民群眾」將地富反壞右分子、勞改釋放分子、勞教「清放」分子、無業遊民分子、盲流分子運輸集中於此也。為何？不言自明也。
我勞改多年，被押送好多勞改單位，都是吃「安胎」，當保管，幾乎沒有勞動改造，仍然是肩不能擔，手不能提，五穀不分的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群運社的領導，就是我所在的居委會主任，特別關照我，分配我到架架車組。她說：「拉架架車掙錢多。」架架車組的組長是勞改釋放分子，身強力壯。一看，就知道組長老哥是脹飽了肚子的。老哥正要給工地送石灰，叫我拉邊槓。我把繩子套在肩上，一路跟著走。好輕鬆啊！一點也不費勁，原來錢是這樣地好掙。一會兒上坡了，我的繩子還沒拉抻。老哥滿頭大汗，鼓起一對二筒：「你給老子用點勁嘛！」我慌了，兩隻手緊緊地抓住繩子。老哥紅著臉：「你抻起螞蝗腰桿幹啥子！」我趕快彎起腰。老哥一路拉一路罵：「你龜兒改造些啥子，架架車都不會拖。」突然老哥一聲吼：「甩繩子！下坡啦！」那邊拉邊槓的兄弟一下子甩脫繩子，我就甩不脫。說時遲，來時快，架架車像脫韁的野馬，順著陡坡飛奔。老哥發現我摔倒在地，被繩子拖在車後，他死死地抵著前槓，好不容易剎住車。老哥氣急敗壞地把我拉起來，吼叫道：「你給老子是怎麼搞的嘛！不要命了。」我哭喪著臉說：「我也搞不清楚嘛。」原來是我背繩子的方法不對。繩子只能挎在挨著車的那個肩膀上，我是把頭鑽進繩套裡，挎在另一個肩膀上，車子飛起，來不及取繩套，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幸好我的命大，只是腿、背、屁股整爛，血將褲子染紅了。遺憾的是，老哥不要我了。
社領導又分配我去洋碼頭運磚，裝磚的是個年青女子，長得眉清目秀，還有幾分人材，笑嘻嘻地問我：「你是啥分子？」我說：「偷兒，壞分子。」她說：「不是，你是右派份子。」我說：「你怎麼認出來的？」她說：「你們這種人，一眼就看出來了。」「人民群眾」長有金睛火眼，一看，就認出我是妖怪。社領導規定每人一趟運磚二十匹，年輕女子一隻撮箕給我裝了八匹，共計十六匹。我咋個擔得起嘛。女子莞爾一笑，給我減兩匹，還是擔不起；女子再莞爾一笑，又減兩匹，還是擔不起；女子三次莞爾一笑……一直莞爾笑到減至八匹，我才蘇秦背劍式地擔起磚爬坎坎。毒日當頭，火石燒腳，仰頭看那數百級陡峭的石梯，即使有年青女子莞爾笑容的鼓勵，也嚇得我渾身發顫。為了掙錢吃飯，我只好低著頭，三步一歇，五步一停地、頑強地往上攀登，任汗水滿身流淌。眼看快要登上碼頭，勝利在望，精神為之一振，顫抖的腳沒踩穩油一樣光滑的石坎，一腳滑溜，我連同撮箕、扁擔、磚，一起滾在河灘上。真誠感謝那年青女子，一直扶我回家。
社領導批評我：「像你這樣的臭知識份子，有何用處。」我羞愧得無地自容。沒法，只好去幹人家不願幹的活兒，清掃裝石灰的倉庫。我的媽呀！那活兒才不是人幹的。大熱天進倉庫，熏的睜不開眼，沒有口罩，只好脫衣服蒙住鼻子和嘴，掃帚一動，滿屋塵埃，幾分鐘就得往外跑，頭髮暈，心兒跳，口乾舌燥，不停地喘氣，休息幾分鐘，硬著頭又鑽進去，幾分鐘又跑出來……整了一天，一個倉庫也沒清掃出來。拖著無力的腳，頂著夜色，騾叫、驢叫地呻吟回家。老母親見我滿頭「白髮」，一身白灰，大吃一驚，俄頃，放聲痛哭：「兒啊！老娘就是餓死也不要你去幹這種要命的活」。我跪在母親面前，淚流滿面：「娘啊！兒不孝啊。」
我舀水洗身，母親連忙阻攔：「兒啊，身上的石灰不能用水沖，石灰見水，會把你的肉皮燒爛。」母親流著淚，用菜油塗我的身子，再用報紙擦拭我身上的石灰。我看著老母親將捨不得吃的每月供應的二兩菜油往我身上塗抹的時候，我的心比我的肉還痛。我懇求道：「娘啊，別抹了，抹完了你吃啥啊！」為了娘兒倆能活下去，我決心脫胎換骨，一定要將自己改造成登翠屏山如踏平地，過長江如跨小溪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皇天不負有心人，雖然我的背弓了，一身晒成黑蕎粑，但是，不到半年功夫，我的體力大增，能從翠屏山下擔三十匹磚到山頂，每月能掙四、五十元，養活老娘和我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雷庭萬均之勢，排山倒海之力，席捲神州大地。宜賓的當權派紛紛落馬，被川南王劉結挺，宜賓王張西挺兩口子弄得烏煙瘴氣。我這個死耗兒又成「活老虎」，被抓出來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排排站，被打得鼻青臉腫，滿身傷痕，戴尖尖帽，遊街示眾。
「革命群眾」在人民廣場鬥爭走資派和他們的黑干將、爪牙、小爬蟲時，面對面排成人巷。我尾隨走資派魚貫入巷時，「革命群眾」高唱主席語錄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不能溫良恭儉讓……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革命群眾」高呼口號：「打倒黨內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在宜賓的代理人！」「橫掃一切害人蟲！」「誓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憤怒的「革命群眾」將「走資派」和他們的黑干將、爪牙、小爬蟲和我這個什麼也不是的死耗子全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有的跳上兩隻腳，叫他們和我永世不得翻身。「走資派」個個抱頭嚎叫，聲聲求饒。我滿口流血，牙齒被打掉。
正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世上沒有不散的宴席，沒有不死的帝王，也沒有永恆的權力。副統帥摔死在溫都爾汗，唐山大地震，天安門民主運動，看起來似乎是偶然的事情，實質是有其必然的規律。胡耀邦推行開明政治，全力平反冤假錯案，歷次受政治迫害的，人人喜上眉梢，個個「感恩戴德」。宜賓的右派份子，一個接一個地被改正，又穿起灰制服，又當上國家幹部，好不神氣。我呢，無人問津。我問組織部，他們說，沒有我被劃為右派的文件，怎麼改正？我去法院要求平反，法官說，沒有我被判刑的判決書，如何平反？嘿！這就怪了。我不是右派，為何整我二十多年？我沒有被判刑，為何勞改我七年？這就應了孔夫子的聖喻：「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唉！算了，我還是只有天天擔磚爬翠屏山的命。
說來事也湊巧。組織部清理廢檔案，在那堆塵封了二十多年的廢紙堆中，發現了有關我的問題的幾張字紙。仔細一看，我是貨真價實的「極右派份子」。經查證，原來是這麼回事：張書記在檢舉我的材料上，親筆批示：「此人是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已分子，趁黨整風之機，惡毒攻擊黨，實屬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份子。勞改。」材料上蓋了「宜賓市人民委員會」的大印。承辦案件的人有些為難，是以市委名義發文，還是以市人委的名義發文決定我當右派？於是，報告請示，惹惱了張書記，指著辦案的人大罵：「你敢頂著不辦，不是右派是什麼！」辦案的為此被打成右派份子時，我已被押送勞改隊。從此，再沒人過問了，時間久了，這幾張字紙就甩進了廢紙堆。
押送我進勞改隊的「法律」依據，就是張書記寫的「勞改」兩字。主席是「和尚打傘」，張書記也就無法無天。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朕！即國家；權力！就是法律。全中國是毛說了算，四川省是西南王李井泉說了算，宜賓地區是劉政委說了算，宜賓市當然就是張書記說了算。1964年搞‘四清四不清’運動，才清出我是一個沒有履行法律程序「判刑」的「犯人」。監獄不能無緣無故地白養活我，於是，「釋放」我回家。我不是犯人，監獄不能開《釋放證》；又不是幹部調動，不能開《調動介紹信》；於是，就寫了「我場張平中……」那樣不倫不類的條子，搪塞了事。
事情搞清楚了，於是，組織上於1980年某月某日正式行文：《關於張平中劃為極右派份子的決定》；在反右二十多年以後，才正式打我為極右派份子，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又於同年同月同日行文：《關於張平中同志改正極右派份子問題的決定》，恢復榮譽、恢復團籍、恢復公職，恢復原工資級別。
改正右派是不能補發工資的。因為，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雖然被改正了，還是右派，所以稱為「改正右派」，與「摘帽右派」沒有什麼本質的差別，與人家走資派相比，是不能要求平等的。可是，我這個「改正右派」享受了一次走資派的待遇。在「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牙齒被革命群眾打掉，檔案裡記了一筆，有證可查，曾和我一起享受過「革命群眾」鐵拳頭滋味的領導，出於關懷、照顧，同意在我「一望無涯（牙）」的口腔中安裝牙托，並親手簽字：「同意報銷」，我的心靈獲得了莫大的「安慰」。
張先生的故事有滋有味，記之，以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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