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蔡元培沒有如此見識，淪為共黨的馬前卒，甘願被共黨利用來宣傳魯迅。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卷本的《魯迅全集》就已經編定。在蔡元培和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共特邵力子的支持下，於第二年六月出版。蔡元培不僅為《魯迅全集》作序，還為《魯迅全集》紀念本題字。他和宋慶齡還以魯迅紀念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的名義，發表《征訂〈魯迅全集〉精製紀念本啟》，宣稱：「魯迅先生為一代文宗」，「奠現代文壇之礎石」，編印《魯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喚醒國魂，砥礪士氣」。
而梁實秋則發現《魯迅全集》「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把成本大套的翻譯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顯著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善良的梁實秋不知共產黨的陰險狡詐，不知共產國際這麼做就是要借民國的出版自由，以魯迅的名義兜售紅色宣傳，赤化民國青少年。沒有王元化們上當受騙和浴血奮戰，共產黨何以能顛覆一個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
當時蘇雪林還把上述意見寫信告訴她尊敬的胡適，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畢竟胡適既是名人，又被共黨視為敵人，遭到詆毀。比如，一九三三年三月，魯迅在他名下發表瞿秋白對胡適的罵文《出賣靈魂的秘訣》，誣蔑胡適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向侵略者「出賣靈魂」。可惜胡適沒有蘇雪林的高明和深刻。他不但不聲援，還回信批評蘇雪林的義正詞嚴是「舊文字的惡腔調」。胡適像魯迅一樣反孔反傳統，與魯迅一右一左，不可能起到抵制共產邪惡主義的作用。共產黨篡奪政權後，胡適五十年代在給司徒雷登的回憶錄作序時，自己承認，「我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上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新手。我的確是太天真，天真到在日本投降、抗日勝利後不久，我給重慶發去了一篇長長的無線電報，請人交給我過去的學生毛澤東，嚴肅、急切地懇求他，說，現在日本投降了，中國共產黨已經不再有理由繼續擁有龐大的私家軍隊，他的黨現在應該效法英國工黨的良好榜樣。自己沒有一兵一卒的英國工黨，在最近的大選中，剛剛贏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下一個五年中，他取得了無可置疑的政治權力。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另一個外交上的新手、美國大使赫爾利（PatrickHurley）將軍的陪同下，來到了重慶。我在重慶的朋友發來無線電報，說我的那個信件已經及時交給了毛先生本人。當然，直到今天，我從來也沒有收到過任何回音。」
1933年初夏，魯迅（左）在上海與內山完造合影（網路圖片）
就這樣，以宋慶齡為頭面人物的共產國際間諜網硬是把一個民族敗類包裝成了「民族魂」，毒害了無數像王元化一樣的熱血青年，讓他們為共產黨賣命，讓中國落入共黨的魔掌，自己則失去在民國已擁有的自由。共產國際間諜都是魯迅的推手，因為魯迅思想的翻譯傳播被他們當成「反法西斯‘地下火’」。這在徐秀慧的紅色論文《跨國界與跨語際的魯迅翻譯(1925—1949)──中、日、臺反法西斯的「地下火」與臺灣光復初期「魯迅戰鬥精神」的再現》中可以找到證據。共產國際打著反法西斯的口號，迷惑世人，掩蓋共產黨比法西斯更邪惡的本質。
尾崎秀實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活動時也與魯迅來往密切。魯迅日記中有記載。大陸出版的《魯迅：域外的接近與接受》一書則透露，五名主張暴力革命的「左聯」成員被自己人借刀殺害後，「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就把《阿Q正傳》的出版，與悼念死難烈士，揭露和抗議國民黨政府的法西斯暴行結合起來。由尾崎秀實和山上正義編排的《阿Q正傳》的日譯本、書名是《中國小說集〈阿Q正傳〉—國際無產階級文學選集之一》，除收入《阿Q正傳》外，還收入中國左翼作家的其它小說，左聯烈士小傳……尾崎秀實的序文讚揚了左聯五烈士的光輝業績和作品成就，對魯迅極為推崇」。因此，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把尾崎秀實、山上正義和史沫特萊並提，說他們是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的三位外國同志。
被魯迅誣蔑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的梁實秋隨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後寫過《關於魯迅》。即使中華民國已被共產國際靠間諜、筆桿子和槍桿子趕到臺灣，梁實秋還在文章中反對國民政府禁止魯迅。不過梁實秋認識到魯迅「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就是說魯迅因為「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失去了知識人的獨立性，淪為共產黨的馬前卒。
所以，魯迅死後，到中國後就積極配合共產國際搞宣傳的斯諾名下的悼聯為：「譯著尚未成功，驚聞隕星，中國何人領吶喊」。下聯：「先生已經作古，痛憶舊雨，文壇從此感彷徨」。 他還在英文的紅色刊物《民主》上發表《向魯迅致敬》（《外國友人憶魯迅》）。斯諾聲稱魯迅「是一個精神上的巨人」，「自從我來到中國，七年中從未感到一個中國人的死，像魯迅那樣真正震撼著整個民族的心」。從《胡喬木書信集》中卻可以獲知，魯迅的送葬隊伍中有不少中學生。他們是以教書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帶去壯大聲勢的。當年在上海培明女子中學當英文教員的胡喬木只是這些誤人子弟的地下黨員之一。斯諾還把章乃器當作上海有名的金融家加以引用，表示章乃器認為，「魯迅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替被壓迫者說話，為他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寫作並不是為了瀉私憤，也不是為了使有閑的人們欣賞，他只是寫出了被壓迫者的心聲……整個世界都在哀悼魯迅，在他的墓前，來自各國的人民—日本人、美國人、歐洲人—和中國的民眾聚集在一起，魯迅的精神將永存」不過斯諾也證明，「哀悼魯迅具有雙重的意義，也是一項重要的政治示威的行動。每本雜誌，每份報紙都開闢專欄公開讚美魯迅」。僅此可見共黨的滲透和宣傳何其厲害。
魯迅活著與死後都為共產國際製造輿論，顛倒黑白，誤導民眾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堪稱共產黨的頭號中文筆桿子，深得與他「心靈相通」的毛澤東的讚賞。一九四零年，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把魯迅吹捧為「空前的民族英雄」，還宣稱「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表示，中共有兩支軍隊，一支由「朱總司令」指揮，一支由「魯總司令」指揮，缺一不可。事實證明確實如此，只不過毛澤東沒有提他們的靠山是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濫用中華民國的遷徙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等自由滲透了社會各界。共產國際滲透和炒作的結果就是在打造了「左聯五烈士」、「民族魂」後，又把鄒韜奮、瀋鈞儒和章乃器等共產走卒包裝成「七君子」，目的都是顛倒黑白，迷惑世人。與此同時，對共產黨有利的「事變」也在中國接二連三地發生著。（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正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