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貞觀年間，唐太宗君臣為求「致治 」，議政之隙，經常討論歷代治亂興亡的得失，以古為鏡。唐太宗因親眼目睹大隋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
唐太宗與參預中樞決策的近臣常共觀經史、同議歷代興亡，所論多為前王之得失，君臣謀求治國之道，恆至夜分，毫無倦容。他們討論到守成與創業同樣不易，討論到用君子而遠小人，也討論到教化、禁奢，以及錢不如賢等等治國安邦的道理。其中，尤重漢文帝之得和秦、隋之失，「終及日昃「 或 「乙夜忘疲，中宵不寐」。而唐太宗亦常常獨自觀經讀史，「披覽忘倦，每達宵分」。
唐太宗後來在總結自己在位期間所為時，曾著重提及貞觀君臣鑒前代之成敗以為借鑒的這種論史議政之道。他在臨終的前一年，為皇太子留下一部帝王之大綱 ——《帝範》，專門闡述帝王為政之道。
貞觀君臣對於古籍十分重視，認為 「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 為實現「致治」，唐初君臣前後歷時10餘年，大規模整理古籍對「為治之具」的歷代圖籍，進行了系統整理，確定了古籍分類的基本門類。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秦王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攻佔洛陽。隋朝在東都的藏書和目錄，都完整無損地保存下來。遺憾的是，在水運赴長安時，經黃河砥柱覆舟，圖書損失十之八九，目錄亦被河水漸濡，時有殘缺。這時，在長安嘉則殿的隋朝藏書有8萬多卷，加上從東都水運殘存的8000多卷，就是唐朝所得隋皇室藏書的總數。
至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太宗以魏徵為秘書監兼副相，參預朝政，並總管國家經籍、圖書。貞觀十年（公元636年）上半年，經過系統整理，形成了頗具影響的《隋經籍志》４卷。此志以隋朝的現實藏書為主要內容，以尋找借鑒為目的，「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而「其舊錄所遺，辭義可採，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唐太宗因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於是命魏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編選一部有關政術、存乎勸戒的選本。貞觀五年（公元631年）九月，一部《群書治要》編輯完成，總共50卷，博採六經、四史、諸子百家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古籍，「上始五帝，下迄晉年」，以「務乎政術」、「本乎治要」為原則，擷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太宗稱讚說：「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
唐太宗也很重視修史以覽前王得失。鑒於秦始皇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而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自己卻反其道而行之，唐太宗認為覽前王之得失，方可「為在身之龜鏡」。貞觀三年年底，唐太宗於中書置秘書內省，命房玄齡、魏徵任正、副宰相總監，並由魏徵總加撰定，以修五代史 ，即唐朝以前5個朝代的歷史。至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梁書》56卷、《陳書》36卷、《北齊書》50卷、《周書》50卷、《隋書》55卷全部修成上奏，統稱《五代史》。
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有《晉書》修成，唐太宗親自為《晉書》的《宣帝紀》和《武帝紀》等帝紀撰寫史論，以此來告誡皇太子記取西晉居治而忘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的教訓，為皇太子和唐室功臣樹起一面鏡子，以古鑒今，警告唐室功臣不要有虧「貞臣之體 」而「見嗤後代」。
從貞觀年間勤政的實踐看，唐太宗的確不愧為歷史上最重視以古為鏡的帝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