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從明迄今，六個世紀，五百多年，西方歐洲走上一個新的近代史階段，中國也復如是。
若論漢、唐、宋諸代，中央政府的組織，皇權相權是劃分的，其間比重縱有不同，但總不能說一切由皇帝專制。到了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據正史記載，因宰相胡維庸造反，明太祖受了這個教訓，從此就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他並說以後他的子孫也永遠不准再立宰相。
沒有宰相了，又怎樣辦呢？從前唐代是三省分職制。一個中書省，一個門下省，一個尚書省。到了宋代，門下省退處無權，給事中大體也如諫官般，變成和宰相對立，很少能對詔諫行使封駁權。其時的宰相，則只是一中書省。自元迄明，中書省還是正式的宰相。直待明太祖把中書省廢去，只留中書舍人，僅是七品小京官，其職守等於一書記。在唐代，中書舍人是代擬詔敕的，現在只派成管文書與抄寫之職而止。給事中在明代也是七品，卻還有封駁權。中書門下兩省都廢了，只剩尚書省，但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不設了，於是尚書省沒有了長官，改由六部分頭負責，就叫做六部尚書，這是一種禿頭的尚書，在唐宋時，六部中每部的第一個司稱本司，如戶部有戶部司，吏部有吏部司，其餘禮、兵、刑、工各部均然。而尚書省則有尚書令，為正長官。左右僕射為副長官。現在明代則等於升本司為部長，六部就只是六個尚書，變成一個多頭的衙門。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這些尚書都是二品大員，這已經是當時最高的官階了。
此外有一個都察院，是由御史臺變來的，專掌彈劾糾察。全國各事都在都察院監督之下。把都察院和六部合起來，並稱七卿。
七卿之外，還加一個通政司，一個大理院，則稱九卿。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國中外一切奏章送給皇帝的，都歸通政司，這是一個公文出納的總機關。大理院主重審，一切刑法案件到最後判決不了，有什麼冤枉，都可以到大理院求重審。刑部尚書加上都察院和大理院，又叫做三法司，這都是司法機關，朝廷一切重大司法案件，就由三法司會審。
上述的九卿，實際上只前面七卿比較重要，後面兩個卿就不重要了。在這九卿之上，更無首長，所以明制是有卿而無公，成了一個多頭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戶部，政府諸長官全成平列，上面總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則有大都督，全國有五個大都督府（唐朝有十六個衛），他們都只管出外打仗時帶著兵。至於徵調軍隊，一切動員工作，這是兵部的事，不在大都督職權內。
明代政府，經過這樣的改變，一切大權，就集中到皇帝。我們若把明代政府這樣的組織，來回頭和漢唐宋各代的傳統政府一比較，便知以前宰相職權在政府之重要。但明代雖說一切事權集中在皇帝，究竟還有歷史舊傳統，亦並不是全由皇帝來獨裁。有許多事，是必經廷推、廷議、廷鞫的。當時小官歸吏部尚書任用，大官則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撫總督開會來公開推舉，這叫廷推。倘使有大事，各部不能單獨決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決，這叫做廷議。倘使有大的獄訟，三法司解決不了，也由七卿，九卿開會定獄，這叫做廷鞠。這一制度，本來漢代早就有，朝廷集議大事，屢見正史記載，可見一切事，還不是全由皇帝獨裁的。
再說給事中，他官階雖只七品，但在明代，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官。明代給事中是分科的，依照尚書六部分六科。如戶部給事中，兵部給事中，禮部給事中，故又叫六科給事中。大抵這個人靜悉財政，便派做戶部給事中。那個人懂軍事，就派做兵部給事中。皇帝詔書必經尚書，始分部行下全國。此六科給事中仍可有封駁權。如關於財政問題，上面命令到了戶部，戶部給事中，就可參加審核，發表意見，這好像現在西方政府中的專家智囊團。只要他們不同意，仍可原旨退還。而且給事中並無大官，可以各自單獨發表意見。遇到廷推、廷議、廷鞠，他們也可出席。一般說來，他們的意見是很受尊重的。若他們表示反對，在當時謂之科參。往往六部尚書因為科參，束手無策，只有把原議擱下。這仍然是當時君權之一節限。
乙、明代內閣制度
然無論如何，在明代，一切事，總之是皇帝最後總其成。但皇帝一人當然管不盡這許多事，因此我們就得講一講皇帝的秘書處。明代皇帝的秘書處，當時稱為內閣。秘書便是內閣大學士。因為皇帝在宮裡辦公，他需要幾個秘書幫他忙，這些人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這些處都在內廷，所以這些人就稱為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內閣學士原本的官階只五品，而六部尚書是二品，可見內閣學士在朝廷上地位並不高。上朝排班，大學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書的下面。今且說這些大學士做些什麼事情呢？在太祖時，內閣學士不過像是皇帝的顧問，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隨時問他們，聽他們意見，做皇帝之參考。奏章批答，從前是宰相的事，現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親自動筆，便口授大學士寫出，這所謂「傳旨當筆」。由皇帝吩咐下來，這事怎樣辦，那事怎樣批，他們只照皇帝意見寫下。所以照理，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是在皇帝，不在大學士。
據當時統計，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後八日間，內外諸司送到皇宮裡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每件奏章裡，有講一件事的，也有講兩三件事的，共計有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此因中國地方大，一切事集中到中央，中央政府所當預聞的事當然多。遠從秦始皇帝時，早已把天平秤著公文，兀自天天看到深夜不得息，何況到明代？那時，西方還沒有現代像樣的英、法諸國。西班牙、葡萄牙這些小國家，不論疆土那麼小，政治規模也簡單得可憐。這當然不能與中國比。試問當時偌大一個國家，件件事要經皇帝批核，這當然很困難。我們試看北平故宮，前面三大殿，是朝會之所，後面如乾清宮等，由皇帝住宿。他天天要到前面來辦公，距離既相當遠，北平之氣候九月就結冰，次年二三月才解凍，早上天氣尤其冷。而中國政府傳統習慣，會議上朝，總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會，皇帝也須黎明即起，等到太陽出來便散會了。一般做官人，多半住宮城外，遠的如前門外騾馬市大街等處。早上跑進皇宮有很遠的一段路，騎著一匹馬，帶著一個僕人，掌一盞燈籠，四更五更就要去。到了紫禁城，還得下馬，仍准騎馬的只有少數幾個人。一律須先到朝房，靜候皇帝上朝。皇帝出來，天還沒大亮，遇到天氣寒冷，那時也沒有近代的防寒設備。火爐很簡陋，生些炭火，不過擺擺樣子而已。
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稱早朝、午朝、晚朝，如實則皇帝要三次出面見群臣及民眾。明制常朝有兩種：一叫御殿，一叫御門。御殿又稱內朝，是在大殿內朝會議事。御門是到奉天門，就在陽台上，讓老百姓也可以見面說話。現在西方國家有什麼大集會，還有在陽台上講話的風氣，我們稱這是一種民主政治的精神，其實清朝故宮的午門，就是與被皇帝和民眾見面的陽臺，不過這種制度清朝沒有行，但明朝卻有。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的麻煩。明太祖是開國皇帝，天下是他打來的，以前他是皇覺寺和尚，掃地挑水也幹過，他有這樣精力，可以做這樣的皇帝。明成祖也還是親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從北京打到南京來得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親裁庶務。再下去的兒孫，生長在深宮，精力逐代萎縮，便不能這樣做。甚至不能天天出來上朝見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裡老等著，也不能群臣們說了話，皇帝無辭可答。後來皇帝便只有偷懶，把政權交付與內閣，閣權慢慢地重起來。
不過閣權雖重，而他們的官階還是低，仍只五品，因此通常內閣大學士都由尚書兼，這樣一來，內閣學士地位雖不高，尚書地位是高的。同時也和宋代般，他們都有經筵講官。經筵講官，是教皇帝或太子讀書的，那是皇室的老師。由曾任這些官職的人來兼內閣大學士，自然和皇帝關係是既尊且親了。所以明代的大學士（皇帝私人秘書）以六部尚書（政府行政長官）和曾任經筵講官（皇帝的老師）的來兼任，他們的地位就尊嚴了。然而明朝大學士的官銜，卻始終是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譬如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之類，他的本官還是尚書，大學士還是一兼職。直到明代亡國，大學士還是一個五品官。不過上朝時，他以尚書身份而兼大學士，已經是站在其他尚書的前面了。然照制度正軌論，他之所以尊，尊在其本官，不尊在其兼職。所以明代內閣大學士，就官制論，絕對不能和漢唐宋時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論。
摘自：《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