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 3月兩會期間的天安門
【看中國2015年03月20日訊】每年三月，北京召開兩會，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這是中國政府規模和等級最高的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人大是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立法機構，又是產生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最高權力機構。而政協是統一戰線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下的一個機構。
兩會的熱鬧、隆重、莊嚴是全國人民熟悉的，卻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一大國提供給十幾億國民的最大一件偽劣產品，是人類史上最假的國家制度設置。兩會的名不符實，人人心知肚明，人們已經懶得評論了，誰還會花時間去對照憲法查究人大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由人民選舉、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誰會相信政協是中國人民的多黨協商？
但是，就像霧霾是一種現實，治理環境污染必須從現實出發；憲法和兩會也是一種現實，未來的中國政治制度不論好壞也必須從現實出發。用這樣的態度來看兩會，就不難看出，半個多世紀前，設立兩會的時候，是參照著西方三權分立的思路走的。
人大政協是模仿西方政治的產物
記得江澤民時代發生過這樣一件事，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在出訪歐洲的時候，被問起全國政協是一個什麼機構。這位政協主席為了讓西方人容易理解，就說中國的政協就相當於英國的上議院、或者美國的參議院。這話當然不符合事實，因為政協沒有西方兩院制中上院的職能和權力，但是西方人把人大理解為議會是不困難的，同樣都是立法機構，那麼把政協比作和議會並立的上院，應該說是最接近的解釋。但是，這位政協主席回國後為此受到江澤民的嚴厲批評，因為這種比喻的言下之意是，中國的人大和政協相當於三權分立中的立法權，而江澤民非常明確地堅持，中國不搞西方三權分立那一套。從此，「中國不搞三權分立」成為歷屆領導都要重申一遍的禁忌。
這一禁忌，十分可疑。歷屆中國領導在堅決地說出「中國不搞三權分立」的時候，從沒有解釋過，為什麼不搞三權分立。歷來的喉舌們在宣傳的時候，也從來沒有說清楚，為什麼就不能搞三權分立。他們只會說，三權分立是西方政治制度，中國不搞西方那一套。可是，馬克思主義也是西方的產物，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也不是中國本土的產物，中國怎麼就搞得不亦樂乎了呢？而人大和政協，其實也不是中國的本土產物。共和以前，中國只有皇帝、丞相、五部尚書之類的機構，立憲及共和以後才模仿西方有了議會，而人大和政協顯然也是模仿的產物，模仿的是西方的議會再加一點蘇聯的蘇維埃。
這種模仿其實非常自然，那就是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工。只要皇權不再，立法權和行政權必然會趨向分離。可見，不搞三權分立的理由是出於不搞西方那一套的說法，是純粹的藉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人大政協、國務院、法院等功能機構的設置上，「搞西方一套」一目瞭然。西方那一套，在形式上是已經搞了，搞了幾十年。真正不搞、不願搞、堅決不肯搞的是三權分立的實質：權力的制約。
不受制約的權力必腐敗
國家權力必須分離，而且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必須互相形成制約關係，才能避免國家墮落為專制暴政，篡奪人民的自由，這一思想在人類第一個真正的共和制大國——美國憲法中敘述得最為明確。從此以後，世界各國在走向共和體制，實行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都受到美國「三權分立、制約平衡」的影響，包括中華民國的體制。
兩會、國務院、以及理論上是「獨立辦案」的法院，這樣的制度設置說明，所謂不搞西方三權分立那一套的說法是心虛的，中國人在現代政治制度方面的創新能力基本上是零，一百多年來始終是跟在西方政治後面模仿。但是，中國政治中最壞的部分，權力的壟斷卻在中共統治期間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於是，發明瞭「在黨的領導下」這樣一種「三權分立而歸一」的體制。當國家權力內部失去了機構性的制衡功能後，外部對權力的制約，即第四權力——新聞媒體的制約、社會團體的制約，必然被「一元化」的黨權視為危險的顛覆力量，即「敵對勢力」，變著法地予以打壓。三權歸一的體制，必然是一權獨大，絕對的權力則絕對是要腐敗的。當今中國反腐，為這一政治鐵律提供了又一個實例。將來，即使習近平打盡了所有的老虎蒼蠅，他和他自己的人，也必定會腐敗。什麼意識形態也避免不了不受制約的權力走向腐敗的結局。
三月三日，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報告中再次強調，絕不照搬外國政治模式，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一段時間裏，中國政治的開明清廉，沒戲。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從反腐中產生的新的腐敗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動向》2015年3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