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5年04月21日訊】在處理香港前途問題時，中共也應感到香港與大陸有很強的疏離感，不然也不會提出以一國兩制的方式來讓香港回歸北京政府的主權之下。不少上一代的港人就是為了逃避中共統治才走到香港來，故在疏離中還有著不輕的恐共情意結。不過港人對中國的感情應也不算是淡薄的，這可反映在港人熱心援助國內受災害影響、血濃於水的同胞，及熱烈地投入為國家隊在不同國際體育賽事中打氣。但八九六四前後，過百萬港人上街支持北京學生，及之後不間斷地每年都去紀念六四，因此對中共來說，香港這地方還未算是一個馴服的城市。
按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原設計，北京是用十年時間在香港做工作，希望人心由疏離變得親近，到人心回歸，就可按計畫實行普選。其實當年讓香港最終實行普選，對中共來說也要冒一些險的，因也難保十年就可把香港馴服，故在《基本法》也預先留下後著，規定特首候選人一定要由提委會按沒有人可說得清的「民主程序」提名，再保留著《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一旦出亂子也能有方法彌補。
北京政府原以為只要換一個港人來當特首，大體維持著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模式，就能延續港英殖民地的有效管治。只要香港能繼續維持繁榮穩定，以港人務實和看重經濟利益的特性，十年時間應可成功馴服香港。但想不到回歸不久就出現了亞洲金融風暴，香港經濟出現幾十年來最大的危機。董建華由「有所作為」至「無能為力」，在○三年觸發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示威遊行。北京政府不得不改變策略，但方向仍是一樣，還是以經濟為主軸，透過引進CEPA和自由行來幫助香港經濟復甦。香港經濟是回覆過來了，但人心卻仍是沒有回歸。也因這原因，回歸十年後實行普選的計畫被推遲十年。
回歸了那麼多年，用了不同方法，也投入了不少資源，但人心不但未見回歸，反更是越益背離，究其原因可以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中共在文革後在大陸推行改革，雖然在經濟上有很大的成果，但政治的格局，基本上自七九年後並沒有大變。「依法治國」的確比無法無天好，但卻見不到能成功解決貪腐問題。貪官是捉了不少，官員在大力打貪下也有所收斂，但導致貪腐的根源，就是權力不受制約，還是未有觸碰。推行了領導層十年換一次的制度，看來使權力交接有序及和平得多，但內部權爭仍是非常激烈。習近平雖能快速集權，清除黨內反對力量，但也帶來自改革以來最大的權爭危機。這些都令已帶有先天恐共情結的港人更難接受中共政權。
本土意識提升加深矛盾
另一方面是香港內部在過去二十多年也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就是本土意識的提升。這不是指反水貨客、反大陸人的那種狹隘式及排他式的本土意識。本土意識第一個重點是在回歸後更多港人更強烈地感到香港是屬於我們自己的地方。對不少上一代港人來說，香港只是在借來的時間下的一個借來的地方，歸屬感不強，香港是一個跳板多於是他們的家。第二個重點是港人有了更強的自我身份認同。
這身份認同也不只是空洞地為自己身屬香港這社群及地方而感到驕傲，而還是帶有道德價值取向的。法治、平等、自由、公平等價值常被引述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實質價值內容。在○三之後的十年，這種本土意識一步步強化，與大陸仍實行的那一套及大陸人的文化，出現了越來越大的差距。大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這在一四年雨傘佔領行動之後，更由深層浮現到表層來。雨傘運動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現在政改還未到最後拍板之日，但看來被否決的機會是相當大。北京政府或許以為過去那麼多年未能馴服香港，問題只是出在用錯了方法。故在未來幾年，北京政府可能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去滲透至香港社會更闊更深的層面，並以各種方法去打壓反對力量及壓抑本土意識，誓要把香港馴服。但觀乎過去三十多年的發展，香港受到越大的打壓下，抗衡只會更加強烈。中共必須放棄那種以我為主，要把香港馴服的心態，接受及承認香港已成長至一個具備了強烈自主意識的地方，願意用一個相互尊重的方法來對等地對待香港，中港關係才有望拉近及回覆和諧。
香港是一個不會被馴服的城市，我以此為傲。
